《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作者廖梅璇（攝影/陳怡絜）
參加伴侶親友的追思禮拜並不是件大事，除非你像廖梅璇一樣，她和女友都是女的。
儘管交往11年，廖梅璇早已熟識女友家多名親友，但受限於南部仕紳家庭的倫理與世俗的親屬網絡，她一直被女友拒絕於家庭聚會場合，直到這場阿公的追思禮拜。
很難想像，看來拘謹、沉默又背離人群的廖梅璇，會主動提出要參加這樣的場合。「我和女友在一起的時候，正好是憂鬱症發作時期，我有點被當成病人一樣保護照顧，不太有對外社交的機會。但阿公不同，我去安養院探望阿公的次數比其他親戚更多，理當有追悼的權利。」但在追思禮拜上，她還是強烈感受到異性戀體制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讓同志自我要求——不要太暴露身分。這樣的含蓄，讓同志在家庭間產生了許多曲折的關係。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
希望作為對抗沉默社會的宣示，她將過程寫成散文〈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近日出版了同名散文集。
「在這種家族聚會，你可以感受到很強的排外性，我意識到『家族』體系對同志的壓迫。」然而，不只是昔日病重的阿公曾對著她們說：「你沒嫁，你嘛沒嫁，你們住作夥？好，好，按呢好。」一名看出她們關係的長輩，從此送女友禮物時，也會同時為廖梅璇準備一份，讓一度覺得自己無法「撼動異性戀體制」的她有了新的體認，「同志的『現身』無論觸發多小的反應，都有意義。阿公的話和這位長輩的行為，讓同志進入一個家族是有可能的，家族的原始意義也因而拓展。」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收錄的文字，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當時廖梅璇飽受憂鬱症折磨，為了紓解心中的躁動，提筆寫下家庭關係、伴侶情愛、精神憂鬱與死亡，她不諱言書寫常讓自己陷入鮮明的痛苦情境，連出版前的修改校對，也每每令讓她再經歷一次痛苦。
但痛苦過後，會出現不同的詮釋與細微變化，她說，「就像羽化、蛻皮，新生的皮膚終究會老化，再次於痛苦中剝落，而每次重生的體貌都有所不同，我能感覺到有些痛苦因此解開，有些新的痛苦誕生，這些都讓寫作的苦有了價值。」
（攝影/陳怡絜）
廖梅璇以明亮透澈的文字自我揭露，檢視父母是情治人員的家庭背景和憂鬱症，如何影響了她的人際關係與壓抑性格，「可能父母職業的關係，我從小就學會對很多事情保持沉默，但那是很痛苦的，尤其在小小的鄉下地方，同學耳語流傳間隱約知情那個『骯髒的工作』，從那時起，我失去了對世界的信任，家裡也瀰漫一股奇怪的氣氛，父母不談、小孩也不問。」
直到為往生的父親守靈時，她才有機會從母親那兒聽到一些，但已經離開情治工作十多年的母親仍不願深談，畢竟，那是一份窺視別人、影響他人生活的工作。「或許父母的意識形態深受黨國教育洗腦，但純樸的農村成長背景，還是無法讓他們以工作為榮。」
這些是青春期的廖梅璇不了解的，當時她只是不認同父親對黨的熱愛，當父親因為人事鬥爭提早退休，也未選擇回到家庭，而是離開人群，上山務農，「或許爸爸想要的是一個付出就有收穫的踏實人生，畢竟從他十幾歲為了養家投入黨國工作後，黨國就是生活，也讓他改善了家境。」父親在山上仍投入協助宮廟選舉的運作，而那也是黨讓他學會的技能，比他的種田技術厲害多了。
「我想解嚴是世代之間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戒嚴時期的人習慣壓抑自我，仰賴特權階級的恩庇存活，並在台灣跨國經貿活動最熱絡的時期獲取資源，解嚴後人們則迫不及待想改變世界，或者至少實踐自我；但到了我們這一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已然建立，又遭逢許多經濟衰退帶來的挫折，資源較優渥的人可以更積極去創造新的機會，缺少資源的人則要面對更嚴苛的生存環境。」廖梅璇說。
在上一代眼中，廖梅璇或許會被劃入「失敗者」的位置，她也坦承，「一開始也覺得失敗很可怕，但失敗久了，就習慣了。」在失敗的陰影下，她對人生乃至世界的苦難反而看得更深邃，「但這一切都建立在『能從失敗中存活』之上，這是我們這世代最悲哀的地方。很多很有才華的人，像大衛林區電影《橡皮擦頭》（Eraserhead）一樣，被削成一支支規格相同的鉛筆，在很荒謬絕望的工作生活中消耗掉自己，或者自殺，那就很慘。」
她自認是悲觀的人，世界正在崩解，人們總要習慣失敗。走到現在，她已經比較能思考憂鬱症對自己的影響和意義，「在大學畢業、為了找工作就醫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憂鬱症，但我高中時已經連購物都有問題，每天只能到同一家小餐館吃飯，」上了大學，開放的人際關係成了她的難題，「當挫折一再發生讓我感到疲倦時，我就開始爽約、不參加活動，別人覺得我沒禮貌、相處起來很悶，惡性循環之下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學校，有上課、考試的約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畢業後開始找工作時，完全要靠自我意志維持規律生活、跟很多陌生人互動，我就完全沒辦法了。當時我一直想，找到工作就能好起來吧……」
廖梅璇沒有好起來，而是開始長期進出精神病院，如今她已無法想像剝離了憂鬱症的人生。在候診區，她看著眾人進出，有年輕人，也有中老年人，有些人調侃憂鬱症是有錢人的病，她苦笑說，「我看到很多底層階級的人也有憂鬱症，只是消失在大眾的視野。」這，如同台灣同志的處境。
或許是台灣在殖民和威權統治下所產生的「靜默」態度，讓眾人習慣以「隱私」、「別人的事」、「不要故意刺激他人」來要求同志或某些邊緣族群，看似含蓄寬容，實則縱容了體制無聲無息的迫害。例如女同志看婦科時，必須回答醫生有沒有發生性關係；被陌生人詢問伴侶關係時，選擇順著社會文化說自己和女友是表姊妹……
（攝影/陳怡絜）
幸好廖梅璇還能寫，儘管寫作讓她既快樂又痛苦，她還是努力以節制的文字描述內心巨大的混亂，設法保持一種紀律，卻不要太有秩序，直到文字最終溢出掌控，拿捏到「適度的失控」。
她寫生活的困頓：「關於金錢的回憶，難堪到只能遺忘，卻難以忘記。我曾在麵包店特價拍賣時，擠在瘋狂人群裡拋出十元硬幣，店員扔給我一個麵包。在寒冷骯髒的街頭，我大口吞嚥，兩三口就吃得精光，揩掉嘴角的麵包屑，滿足又有些羞慚，因為心裡沒有湧生足夠分量的恥辱感，當時不知道，往後還有很多機會體會這種感覺。」
她寫憂鬱：「憂鬱症把我變成一個專精嗅聞痛苦的葛奴乙，敏銳追蹤他人的傷痛，駁雜情緒感染著我，在我血肉中蓬勃滋生。」
廖梅璇喜歡的作家大多是女人和病人。「女人、同志和病人看到的風景，與男人、強壯的人完全不同。」在自律神經失調非常嚴重的那幾年，她常在夜裡讀張愛玲《小團圓》描寫痛苦的文字；也喜歡胡淑雯從非中產階級本省女性的角度，檢視批判整個歷史與社會結構，「像一把小小的眉毛鑷子挑痛了全身神經，但同時對生長的庶民社會、弱勢群眾與童年創傷，有非常柔和抒情的描述。」或是蕭紅以沖淡的風格去寫長時期的生活變化，在不堪的人生中撿拾細瑣的快樂。
她知道太多人表面維持正常運作，內心卻有巨大的黑洞。而痛苦之人的內心混亂，是旁人難以窺視的，廖梅璇說，「或許讀者會從我的書得到一點安慰，或許會厭惡這本書。但我希望他們至少開始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痛苦，就像當年的我一樣，然後，未來又會有人因為他們的文字覺得被同理，心裡的某塊角落被輕輕的觸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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