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若鵬（Barak Kushner）教授為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與基督聖體書院院士，專長為日本史、東亞近代史與冷戰史。新著《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為其第四本專書。 倘若本書是作者的孩子，那我便是本書孕育過程的見證者。顧教授與我相識超過十年，我從他課堂上的學生變成他的同事，亦歷經了這本書從最初步的想法到化作具體文字的寫作過程。在顧教授的《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一書於2016年獲得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後，我好奇地詢問他下一本書的主題為何，當時顧教授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但是隱約地感覺到歷史記憶與戰後東亞各國對於「正義」的追尋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因此，我們無論是在康河慢跑，或在學院的高桌晚宴品嚐葡萄酒時，經常針對不同議題進行看似永無止盡的辯論。如今看到這些抽象的辯論內容化作了具體的文字，並有機會介紹給臺灣讀者，我的喜悅之情可能不下於顧教授。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電子書)
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
在上述的歷史認識中，簡化了日本帝國解體對於戰後東亞政治所造成的影響，彷如一切都像是翻書般輕輕一翻，就開啟歷史的新頁。然而，我們往往忽略了日本曾經是一個擁有廣袤海洋與陸地的帝國。一個帝國的結束，並非僅是國號與政體的改變。顧教授提醒我們，在帝國解體到新秩序建立的過渡期間，上至帝國中心，下至帝國邊緣，除了權力鬥爭之外，各方勢力更積極對於歷史記憶展開競爭，以塑造出可以強化自身合法性的歷史論述。例如，韓國稱日本殖民時期為「日帝強占期」（일제강점기），而臺灣則習慣稱為「日據時代」，也因為日「據」，才有後來的臺灣「光復」。行文至此，我腦中浮現之前在課堂中的場景。提到二戰前的臺灣，我使用了「日本時代」，但引起了學生的疑惑，因為我不是使用上一代人慣用的「日據時代」。「臺灣是根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我向學生解釋道，「所以我們可以用較為中性的詞彙，如『日本時代』、『日治時代』、或是『日本殖民時代』，但如果使用『據』的話，那是過去國民黨政府官方歷史論述的用法。」使用何種詞彙去形容過去，端看你怎麼樣去面對自己的歷史記憶。
但是，如何有系統地去闡述戰後在東亞上演的政治與歷史記憶的競爭，以及其中的連動性，對於歷史學者而言並非易事。我在歐洲教書時，經常跟學生戲稱東亞文化圈是「筷子文化圈」、「漢字文化圈」與「醬油文化圈」，這些共享的文化讓東亞各國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結。然而，歷史記憶卻很難像這些文化一樣共享，因為「國別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取徑，政治疆界自然地限制了論述的框架。雖然現今學界提倡全球東亞的研究視野，但是面對看似具有高度同質性、又有複雜異質性的東亞而言，真正做到東亞視角並非容易。《不正義的地理學》卻克服了此一障礙。
顧教授提醒我們，歷史並不是由勝利者所書寫，以國家作為主體也不是歷史敘事的唯一方法。因此，在本書中，顧教授跳脫國別史的框架，從「歷史記憶」的競爭作為出發點，探究日本帝國中心、帝國邊緣、以及中國與韓國對於「正義」的追求。然而，「正義」這個詞彙卻是難以定義。究竟是誰的「正義」？誰有權力去定義／主持／執行「正義」？怎樣的行為可以判斷成「非正義」？ 誰有權為受害者追求「正義」，而此一「正義」對於受害者而言是「真正的正義」嗎？「正義」究竟是一個絕對的概念，抑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順著這個脈絡繼續思考下去，受害者真的是受害者，而加害者真的是加害者嗎？這些看似永無止盡的哲學思辨問題，卻是造成戰後東亞秩序不穩，甚至是如今東亞各國因歷史問題而爭論不休的主要原因。顧教授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同時參照各國一手檔案、回憶錄、日記、以及口述歷史等，重新還原了在去殖民化與國家重建的戰後東亞社會中，「正義」如何被重建，以及歷史記憶如何在各方勢力的不斷拉扯中，最終塑造成勝利者希望成為的面貌。
誠如前述，追求戰後的「正義」的過程及所產生的遺緒，同時在日本本土與曾經是帝國邊緣的殖民地持續發酵。有別於過往對於日本戰罪與戰爭責任的探討，本書指出戰罪審判看似在追求「正義」，但是東西方卻呈現不同的樣貌。雖然東京大審常與紐倫堡大審相提並論，但就規模與專業度而言，前者遠遠不如後者。顧教授別出心裁地認為，針對日本的戰罪審判往往是一種宣傳工具，其主要功用在於證明誰有資格掌握戰後東亞的話語權，至於審判中是否符合「法」的精神，在歷史的洪流當中，似乎已經被沖淡到模糊不可見。同樣地，日本帝國的瓦解對於戰後日本政治與社會的衝擊，是無法用文字精確地衡量與描繪。日本究竟是「投降」還是「終戰」？日本該檢討的究竟是「為何要發動戰爭？」還是「為何戰敗？」這兩個本質意義上全然不同的問題，在日本社會各界不斷地爭論著，但卻也永無定論。這也造成了日本無法像德國般深刻檢討發動戰爭的原因，以及在戰爭中所犯下的暴行。日本的戰罪問題也因此成為中國為了轉移國內壓力，進而塑造仇日教育的工具。
另外，在帝國邊緣殖民地的人們，就一定是受害者，可以理所當然地追求屬於他們的「正義」嗎？近年來備受討論的臺劇《聽海湧》裡出現一個有趣的鏡頭。一位臺籍戰俘監視員先用臺語說道：「我吃日本米，讀日本書長大的，」再來用日語大喊：「我日本人！」這些日本帝國曾經的臣民，在一夜之間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是內心卻充滿著歷史記憶與國族認同間的拉扯。這些人是帝國擴張之下的受害者，還是為帝國為虎作倀的加害者？抑或他們只是在「為帝國服務」與「符合當權者歷史論述」拉扯下的犧牲者？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顧若鵬教授指出，日本帝國瓦解的遺緒並未隨著時間而淡化，反而對當今東亞社會的形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本書將研究視角向下延伸至九十年代，進一步剖析東亞各國對於「正義」的追求與國族記憶的塑造過程。透過提供讀者縱向地理解現代東亞社會、國族認同與歷史記憶如何纏繞在一起的歷史過程，本書帶領讀者深入思考「正義」與「不義」如何被官方所記憶與形塑，以及我們認識的歷史是唯一的歷史嗎？還是某種被修改過的政治論述？
重新回到一開始我詢問各位讀者的問題，當提到1945年8月以降的東亞近代史時，各位腦海中所浮現出來的畫面為何？ 也許看完這本書之後，你們會有不一樣的答案。各位也許得到的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對戰後東亞史這個令人目眩神迷的萬花筒產生更多的疑問。畢竟，一本好書除了解決問題之外，更可啟發讀者進一步思索更多問題，讓作者與讀者之間產生連結，共同為推進人類知識的邊界盡一點貢獻。顧教授的《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便是這樣的好書。
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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