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聽過大名鼎鼎的喬治．歐威爾，甚至讀過他最深刻的政治寓言《一九八四》、《動物農莊》，但你知道，他有一個才華洋溢、獨當一面、充滿魅力，卻長期被他的巨大身影所掩蓋的妻子嗎？
《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所要書寫的主角，正是歐威爾的妻子──艾琳．歐肖內西（Eileen O'Shaughnessy）。她與他並肩投入西班牙內戰，為他打理家務、編輯手稿、啟發了他的創作手法，甚至為解救他的性命奔波勞碌，卻在他的文字和後世傳記中被「抹除」了。
這本書除了運用真實的史料和書信讓艾琳重生，也用小說情節補白歷史的缺漏，遊走在非虛構和虛構寫作之間，並以夾敘夾議的書寫策略，深入探討了男性作家與妻子、父權體制與女性的權力關係。以下我們就透過Q&A，請作者安娜．方德（Anna Funder）談談這本書。
澳洲作家安娜．方德（Anna Funder）挑戰過去史家塑造的歐威爾形象，為歐威爾的妻子艾琳立傳發聲。
Q=黑體文化 │ A=安娜．方德
Q1：您是怎麼開始對喬治．歐威爾的妻子艾琳產生興趣的？又是什麼契機讓您決定以她為主角寫這本書？A：我是在閱讀大量歐威爾傳記的過程中遇見艾琳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沒遇見她。
當我讀完所有的傳記後，偶然發現了幾封艾琳寫給她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最好的朋友的信。她寫的第一封，是在與歐威爾結婚六個月後。艾琳以一種帶點嘲諷卻也認真的語氣開玩笑地向朋友道歉，寫道：
「很抱歉我這麼晚才寫信給妳，不過我們打從婚禮後就爭執不休，而且吵得很凶，所以我想乾脆省點工夫，等到我們動手殺了對方或者分開了，只要寫一封信給大家就結了。」
我立刻就愛上了艾琳，並渴望讓她重回人們的視野。歷史常常將偉大的女性掩埋起來，而我花了六年時間，才得以將她挖掘出來，講述這段婚姻故事。正是這段婚姻，催生了二十世紀一些最偉大的小說。
艾琳在戰時展現出極大的勇氣，是一位忠誠的朋友、一位風趣的說故事高手，也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寫作者和編輯。她總能洞察人們表面下的真實情感。是她救了歐威爾一命，沒有她，歐威爾不可能寫成《動物農莊》。我想讓她重獲新生，重返歷史舞台。我也想探究：父權體制是如何讓一位女性從歷史中消失的？父權敘事又為何會執著於從歷史中抹除女性？
這不僅對艾琳很重要，也關乎我們更真實地理解歐威爾的一生及其作品的誕生過程。同時，這對於當今社會也有重要意義──要讓人們看到，女性的勞動，尤其是身為妻子與母親所做的勞動，常被認為是「天性使然」，因此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視而不見。這種現象十分荒謬，因為女性所付出的龐大而重要的無償勞動，其實支撐著全世界的家庭、社會與國家。
我一直都是歐威爾的忠實讀者。我的書《史塔西之地》（Stasiland）寫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時期的監控體制，聚焦於四位非凡的普通人──他們拒絕與政權合作、拒絕監視和出賣自己身邊的人。我試圖從「下層」的角度去看待一個極權體制的運作，不是從知名人權鬥士的視角，而是從那些所謂「普通人」的立場──他們從內心深處展現出難以置信的道德勇氣來抵抗，而這樣的抵抗又付出了多沉重的代價。我寫這本書時，還沒讀過《一九八四》，但讀過後，發現它簡直就是東德監控暴政的操作手冊。遺憾的是，今天高科技形式的監控專制，在許多國家又捲土重來。《史塔西之地》揭示了這種體制的目的其實是「透過侵犯自我來實現控制」。
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Q2：如您在書中所寫到的，艾琳身為歐威爾的「妻子」，她的存在長期被後世忽略和掩蓋，您認為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這確實非常不可思議──艾琳是歐威爾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使他成為作家的關鍵人物，但她卻從他的故事中、從歷史中被抹去了。而且不只是她，還有他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母親、投入婦女參政運動的姨媽，以及許多文學界的女性摯友──她們教導他、引導他，給他金錢與支持，提供智識上的啟發。然而她們要不是在歐威爾的故事中被抹除，就是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個，而這兩個原因也正揭示了為什麼女性普遍被排除在歷史敘事之外。首先，把女性從歷史中抹去，就會讓人以為歐威爾是一個完全靠自己成就一切的人，好像他不需要任何幫助，也不需要智識上的啟蒙。這樣一來，他看起來就更像是一位偉大的天才。
事實上，艾琳是一位極具才華的思想者、作家與編輯，她教會了歐威爾很多事，無論是關於人性還是政治（歐威爾其實完全不了解人，也經常對自身所處的政治局勢感到困惑，例如他參與西班牙內戰時）。如果把她從他的智識與藝術發展過程中排除，就會讓人誤以為這一切都是歐威爾自己一手完成的。
但這並不是真的──尤其對這位連大學都沒上過的男人來說，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真實的故事其實比傳記中那些經過美化的版本還要精彩。從那些傳記中你無法得知，歐威爾的母親與姨媽都是女性主義者與婦女參政運動者。她們以女性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與權力結構，也就是從弱勢者的角度出發。而歐威爾長大後，也成為一位以弱勢者視角來剖析權力關係的作家。當我們了解他從家族中的女性繼承了什麼樣的智識與政治遺產（他的父親則無趣又疏離），這一點就變得更有意義。這是歐威爾個人觀點與藝術觀點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卻被抹去了，因為那是他「欠」女性的。
第二個把女性從男性故事中抹去的原因，是為了讓這個男人看起來彷彿從未傷害過任何女性。歐威爾有一種施虐傾向。在婚姻期間他一直對艾琳不忠，而且他經常故意讓艾琳知道。他與許多女性發生過關係，其中一些他幾乎不認識。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性行為有許多很難稱得上是「你情我願」。傳記作者往往將這些行為委婉地描述為歐威爾「撲倒」女性，就好像他只是隻無害的小貓，但事實上他是一個身高189公分的大男人。我發現許多女性留下了與歐威爾有關的性接觸或性經歷的記載，或是她們對歐威爾的看法──但這些看法往往被傳記作者刻意淡化或直接省略。若能納入這些私密、聰慧、而極具啟發性的看法──我們便能更全面完整地了解歐威爾。
這不僅是為了讓我們更誠實地書寫一位男性的歷史，更是為了理解他作為一位作家的本質。我在書中指出，歐威爾是一位壓抑的同性戀者，同時他又非常恐同。他的一位紅粉知己──對他十分了解，也對他懷有好感──曾認為他對女性的極端慾望，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陽剛與男子氣概」。
這一點同樣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歐威爾的作品。他的作品充滿了一種二層現實的感覺：表面上看起來是真理的東西，其實底下還有一層更真實、更陰暗的東西。這種觀點最終在《一九八四》中轉化為一種近乎預言性的偏執妄想。歐威爾沒錯，確實有某些真相是被隱藏的，但他的整個人幾乎都被這個念頭困住了──即這些真相是被故意、有意識地隱藏起來的。我認為，這種偏執的根源，很可能來自他「扮演異性戀」的經驗──他或許有意無意間察覺到，自己的真正慾望其實是指向男性的，而這正是他厭惡的那部分自己。
此外，我還想補充一點：父權體制本質上就默許男性對女性施暴。現實中，男性常常逍遙法外（看看法律體系如何對待強暴受害者就知道了）。而歷史的書寫也刻意讓男性過去的行為看似無可非議。那些曾是「我們的英雄」的女性受害者就這樣從故事中消失了：沒有受害者，也就沒有罪行。這正是父權體制賦予男性權力的關鍵之一 ──它將女性變成了一個被壓迫宰制的下層階級，使她們在街頭、職場、酒吧等公共空間中都更加缺乏自信。這樣的社會制度，就是要讓男性感覺自己擁有權力，不僅作為男人，也作為「藝術家」。而這正是父權體制的核心。
總而言之，女性之所以從歷史中被抹去，是為了讓男性看起來像是獨力完成一切的天才。她們被抹去，也是為了歷史必須讓他看起來像個好人：在塑造這種藝術自我或藝術作品的過程中，沒有女性受到傷害。
Q3：您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使用了哪些歷史資料？有沒有什麼史料是讓您特別震撼的？
A：我的研究過程中最驚奇的部分──甚至比去西班牙、蘇格蘭和倫敦的檔案館還要驚奇──是對歐威爾描寫西班牙內戰經歷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進行了極為細緻的閱讀。讀那本書時，你幾乎不會發現艾琳當時也在場。而且你根本無法明白，她在政治總部工作，冒著極大風險拯救了歐威爾的手稿，還救了他的性命。艾琳當時在從事重要的政治工作，包括平面與廣播的宣傳工作，也負責為前線士兵提供補給。在辦公室裡，她的生命曾受到史達林間諜的威脅。而歐威爾大部分時間都在偏遠的戰壕中，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一書的內容其實深受艾琳的影響，但他卻把她從敘述中抹去了。
而歐威爾的傳記作者們也同樣把她排除在外。為什麼會忽略這個故事中第二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她不只救了歐威爾的書，還救了他的命？這正是父權體制有多極端的一個例證：它甚至可以讓一個至關重要的女性從歷史中消失。因為我們今天仍生活在父權社會中，我們必須格外小心，要看見女性的行動並給予她們應有的肯定，要承認她們的英勇事跡，以及她們──也是我們每個人──為了讓他人得以生存所付出的努力。
向加泰隆尼亞致敬(戰後英國文壇五十大作家喬治•歐威爾反極權主義寫作起點，繁體中文譯本首度問市)
A：《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後來發展成一部偵探小說般的作品，幾乎像是「尋找女人」（cherchez la femme）──就像偵探小說中那句老套的話：找出那個女人，你就能解開謎團。這裡的謎團是：為什麼歐威爾在結婚後，寫作水平突然大幅提升？答案是：艾琳的循循善誘，使他的思路更清晰，並且在他大多數作品上都寫下了她所謂的「修訂意見」（建議、修改）。是艾琳首先提出將《動物農莊》構想成小說的點子，並由兩人密切合作完成。
歐威爾和他的編輯都認為《動物農莊》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本書的語氣、機智、人物刻畫的深度，與他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這正是因為艾琳每天都與他一同工作。
這部小說的起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威爾想寫一篇批判史達林的文章。他從西班牙內戰以來便對史達林懷有恐懼──那時史達林派特務追捕他和艾琳，甚至可能要他們的命。而艾琳當時支撐著家計，在英國資訊部的審查局工作。她告訴歐威爾，由於當時史達林是英國對抗希特勒的盟友，這樣的文章根本不可能發表。因此，他們轉而寫成小說。
每天艾琳上班，回家後煮晚餐、收拾完畢，兩人便一起創作。他們會討論當天的進展，規劃隔天的工作。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是因為艾琳每天都會在辦公室向同事講述小說的進度，而其中一位同事是小說家，後來留下了紀錄。
《動物農莊》三個月就寫完了。歐威爾的編輯驚訝萬分，無法理解一個一向只寫陰鬱小說、角色總是自我投射的歐威爾，怎麼會忽然「展翅高飛」，成了「詩人」。答案當然是──他其實並沒有那種能力。如果你讀過本書中艾琳寫給他的信，就會發現《動物農莊》的機鋒、溫和的諷刺感，以及精彩的人物刻畫，全都深受艾琳影響。
在遇到歐威爾之前，艾琳曾寫過一首詩，名為〈世紀之末，一九八四〉（End of the Century, 1984），描繪了一個思想控制、以心靈感應為主的反烏托邦未來世界。《一九八四》是歐威爾在與艾琳的婚姻結束後才寫的，因此她的聲音並不像在《動物農莊》中那樣明顯。《一九八四》回歸了歐威爾一貫的陰沉男性主角（溫斯頓．史密斯），缺少了《動物農莊》的機趣與奇思。但他卻將艾琳工作過的那棟建築──資訊部（布魯姆斯伯里的議會大樓）作為《一九八四》中「真相部」（即謊言部）的原型。所以，她對那部小說或許還是有些潛在的影響，又或是他透過小說，反映出對她的某些回憶。
《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的最後四分之一，是以歐威爾的視角寫成的──那時他因肺結核病重，艱難地寫著《一九八四》。我想像他在翻閱艾琳當年寫給他的信，從她無法親自給予的鼓勵中尋找力量。我無法確定這是不是真實情況，但這樣寫，是想表現他在心理上多麼依賴她。
動物農莊(歐威爾冥誕75週年初版封面復刻重繪版，贈紀念海報、全書有聲書及歐威爾主題節目)
一九八四
A：對我而言，書中非虛構部分的內容必須是真實的，這一點非常重要。越是難以置信的事情──例如東德史塔西政權那種瘋狂的全面監控，抑或是父權體制下對女性的極端抹除──就越需要用事實來駁斥這些體制。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充斥「假新聞」的時代！這本書中有約四百條註腳，讀者如果願意，可以自行查證書中一切內容的真實性。
但我同時也是一位小說家，而我認為，讓艾琳「重獲生機」也很重要。因此，我撰寫了她寫信的場景──這些信件都是真實存在的，是她寫給自己摯友，或是給歐威爾的。我知道她在信中隱瞞了什麼、沒說出口的是什麼──無論是歐威爾背叛她，還是她身體狀況的惡化。所以，在書中那些明確標示為虛構的場景裡，我讓她活過來。我希望她能活在讀者心中，就像她活在我心裡一樣。我希望她對我們而言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歷史裡的一則註腳。
Q6：有評論認為，歐威爾和艾琳的夫妻相處之道，受其時代的限制，不適合用當今的標準來衡量，您同意嗎？
A：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為了更清楚地闡明，不妨換個例子：試著以我們今日的標準來看待另一種在當時被視為「正常」的暴政體制──奴隸制。我們會說：「嗯，我們不該用今天的標準來評判奴隸制」嗎？這聽起來不對，對吧？這種說法感覺像是在為奴隸主開脫。因為，這是站在奴隸主的角度思考。他們當時為奴隸制度辯護的理由是「自然的階序」或「本該如此」，因為這對他們有利。但被奴役的人並不是這樣看的。因此，若以「那在當時很正常」來為之辯護，就是忽視了被奴役者的觀點。實質上，這等於是否認我們與被奴役者之間的共同人性。而這正是奴隸制本身所依賴的邏輯。
歐威爾對待其他女性，以及對待年輕男性的方式，即便在當時也屬極端。至少有一位他的朋友曾指出，他的恐同態度很明顯。他對艾琳的漠視也非常極端。如果我們說：「男人剝削女人到這種程度，甚至在她極度需要幫助時也不關心，這在當時很正常」，那麼我們等於是站在男人的立場上，用他自己的藉口來為他開脫。有大量證據顯示，當時的女性並不認為這是「正常」或「可以接受」的。只是她們往往難以逃離這種情境，所以只得在那一套「時間與勞力剝削」的假設與制度下勉強生存。之後，她們的經歷、證詞與聲音也被抹除，這正是我在本書中所揭示的，以致於讓她們如同被奴役般存在的制度，看起來彷彿沒有受害者，也就因此顯得「正常」。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受壓迫者就同意了他們的壓迫處境。
事實上，艾琳隨時都可以離開歐威爾。她出身富裕家庭，許多朋友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離婚女性。在她的社交圈裡，離婚並沒有什麼汙名。因此，她為什麼選擇留下來，並且如此辛苦地為歐威爾付出？這是一個有趣且複雜的心理問題，不能輕易以「那是當時的風俗」來簡化解釋。
我所期望的，是讓我們能夠從今日的角度，看出當年那些被視為「正常」的現象，其實是多麼奇怪且充滿剝削。如此一來，我們也能重新審視今日異性戀伴侶之間的勞動分工，看看我們究竟還有多少地方，仍在依循「女性的事務」這種老舊觀念。《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曾被形容為「令人振奮」與「令人著迷」，而我希望它同時也是一部解放性的作品。
Q7：您怎麼看待當代的「取消文化」，尤其是取消男性大師的討論？您在書中說您「無意取消歐威爾」，但這本書會改變我們對他以及他的作品的評價嗎？
A：我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藝術的其中一項功能，是讓我們能夠在安全的範圍內──書頁之間、畫框之中、螢幕之上──看到那些令人恐懼的事物，例如暴政與施虐狂傾向。以歐威爾為例，要能真正探索這些主題，藝術家或作家必須從骨子裡對這些東西有深刻的感受。歐威爾的個性中確實有暴君與施虐的痕跡。但這並不是取消任何人或任何作品的理由。
我的書要指出的是，男性英雄作家的神話，其實是建立在「取消」那些成就他、讓他生活與作品得以完成的女性之上。被歷史取消的人是艾琳──因為一旦承認她的貢獻，就可能讓歐威爾看起來不是獨力完成這一切。而一旦揭示他與艾琳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暴露出他性格中的古怪與殘酷。
但我們完全有能力同時記住兩個人，也有能力同時記住一個人身上的兩種特質。這不是「雙重思考」（doublethink），而是我們生活中相互依存的現實。我們不需要藝術家是完美的，甚至不需要他是個好人，才有可能創作出好作品。不過，探究藝術的生成條件，以及那些推動它產生的女性，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女性自古以來就活在「取消文化」之中。
Q8：您自己既是女性作家，也是妻子和三個小孩的母親，您是否會覺得和男性作家的境況有所不同？
A：作家經常會覺得自己略微游離於「正常生活」之外，因為我們是觀察者。我們的素材來自於生活、世界以及其中萬物。身為一位生活在父權社會中的女性作家，我本質上略微游離於「正常」或「標準」之外──這些「正常」其實是以男性觀點為基準的。這種位置不僅讓我在書寫男女關係、書寫權力與父權時占有優勢，書寫其他主題時也都有一種優勢。我當然不是說男性不能成為優秀的作家，但作為一名女性，當你從骨子裡就知道「常態」對每個人來說可能並不一樣，那麼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會有所不同，這會促使你更仔細地審視這個世界。
此外，在父權社會中，女性被認為更貼近情感。我們作為母親、姊妹、妻子與女兒，通常被認為要對所愛之人的情感福祉負起更大責任。這既是一項實務性的工作，也是一種情感勞動。這是生命的骨髓，同時也是小說的素材。
就實際情況而言，我是一位有特權、受過教育的女性，嫁給了一位非常善良的男人，他對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真情付出。我並不處於一個艱難的寫作環境。我會說，我的困難一部分來自於個人與我自身的特殊處境，另一部分則反映了父權社會如何尊重──或者說不尊重──女性的時間與志向。也就是說，我有時會難以將自己的寫作時間擺在他人需求之上。男性若將藝術置於家庭之上，往往是被原諒，甚至受到讚賞的。他是「投入的」、「有熱情的」、「有動力的」等等。他的孩子或伴侶因此受苦，被視為無關緊要，甚至會被當成這項藝術得以存在的必要代價。若女性這樣做，則會被認為是「壞母親」、「壞妻子」，甚至是「壞人」。
我不喜歡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對我而言，我所愛之人的福祉比任何我能創作出來的藝術都更為重要。傳統上對藝術家身分的思考，總是把生活與藝術、照護與工作對立起來，但這種二分法對我而言並不真實，因為我的生活滋養了我的創作。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仍存在某種近似「為人妻子」的緊張關係：一位有抱負的女性藝術家，在父權社會中若認真看待他人的需求，無論是從實際或道德層面來說，都會陷入這種矛盾。而這種矛盾只有在男性也開始同等地承擔起對身邊人的責任時，才有可能消解。
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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