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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末順/韓國文學的實力與底蘊──導讀黃晳暎與他的《鐵道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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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晳暎被譽為韓國最受讀者推崇的真正「說書人」,也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於1943年出生於滿洲長春,畢業於東國大學哲學系。高中時期,他以短篇小說〈立石附近〉榮獲《思想界》新人文學獎,初展文壇才華。1964年,他因參與反對韓日國交正常化[1]會談的示威活動遭警方拘留。此後,他曾在捕魷魚船和麵包工廠等處謀生,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後來,他為了追求修行之路而入山,開始了一段行者生涯。最終,他入伍服役,新兵教育完訓後被分派至海軍陸戰隊,旋即隨著部隊赴越南參戰。以這段經歷為基礎,他創作了短篇小說〈塔〉(1970),並獲得《朝鮮日報》新春文藝獎,自此正式踏上文學創作之路。1980年,雖未親身經歷光州事件,但為掩護光州事件紀錄者們的安全,於1985年同意掛名出版《五一八.光州!光州!》。[2] 1989年,他訪問北韓,1993年歸國後因相關事件被判刑七年,[3] 直至1998年獲特赦出獄。黃晳暎的生命歷程與韓國現代史緊密相連,他的作品不僅反映個人經驗,也為歷史留下深刻見證,堪稱韓國現代史的重要紀錄者。

黃皙暎(황석영,1943-),韓國作家、小說家與社會運動家。(圖 / wiki

5.18光州!光州!:決定韓國命運,光州民主化運動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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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他憑藉深刻探討越南戰爭本質的長篇小說《武器的陰影》榮獲萬海文學獎;2000年,他以描繪社會主義崩潰後,人們在變革夢想中奮鬥的長篇小說《悠悠家園》再度摘得丹齋獎與怡山文學獎;2001年,他以黃海道信川大屠殺事件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客人》又贏得大山文學獎。他的小說不僅在韓國廣受好評,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風靡全球。[4]


(左起)長篇小說《武器的陰影》、《悠悠家園》、《客人》。


其中,《客人》、《沈清,蓮花之路》和《悠悠家園》曾入圍法國費米納文學獎(Prix Femina),而《悠悠家園》更在法國與瑞典被評為「年度圖書」,備受好評。此外,《日暮時分》榮獲法國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Prix Émile Guimet de littérature asiatique),亦入圍國際布克獎,展現其深厚的文學底蘊。2024年,他的作品《鐵道家族》更入圍國際布克獎最終候選名單,獲得國際文壇的高度評價與讚譽。在臺灣,早在1988年,作家陳映真便出版了《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32:黃晳暎》,這套文集以第三世界文學的視角探討臺灣社會對美日資本主義經濟侵略,以及國家主導工業化下民眾生活現實的認識與反思。儘管《悠悠家園》隨後在臺灣出版,相較於黃晳暎在韓國文壇的影響力及其豐富的作品產出,臺灣對他的介紹與討論仍然有限。然而,近期這部橫跨韓國百年歷史的鉅作《鐵道家族》問世,使臺灣讀者得以進一步感受韓國文學的深厚底蘊,並領略黃晳暎所展現的敘事魅力。

《沈清,蓮花之路》、《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32:黃晳暎》
日暮時分

《日暮時分》(入圍2019年國際布克獎)

黃晳暎的小說橫跨朝鮮後期、殖民地時期至近現代,時代背景極為廣闊。他的作品不僅深入刻劃封建社會的矛盾,也涵蓋韓國現代史中的重大悲劇,如戰爭與分裂、冷戰時期的動盪,以及對民族統一的渴望,甚至延伸至新自由主義時代,探討人類無限膨脹的消費欲望。作家始終深入社會矛盾的核心,剖析各個時代的關鍵議題:《張吉山》(共十冊)這部大河歷史小說生動描繪朝鮮時期抗爭民眾的故事;1970年代的中短篇作品,如〈客地〉、〈森浦之路〉、〈豬夢〉,則細膩展現急速工業化、現代化與城市化過程中,離農勞工與被拔根都市貧民的生存困境;《武器的陰影》深入探討越戰的本質與背後意涵;《江南夢》則赤裸呈現韓國資本主義核心地區——江南的形成過程,以及其中人們的欲望與掙扎。《客人》聚焦韓戰期間聯合國軍隊虐殺韓國人民的歷史事件,《鉢里公主》描寫脫北女孩在911事件與阿富汗戰爭背景下的生命際遇,而《沈清,蓮花之路》則觀照十九世紀東亞歷史,反思時代變遷中人們的處境。這些作品無不展現他對民眾生活的關懷、對民族命運的關注,以及對韓國歷史變遷的深刻洞察,貫徹其一以貫之的社會關懷與歷史視野。


(左起)《張吉山》、《江南夢》、《鉢里公主》。


2020年出版的《鐵道家族》以三代鐵道員的家庭歷史為基礎,深入探討韓國近現代的勞動運動史。這部作品源自黃晳暎1989年訪問北韓時聽聞的一名鐵道員故事,經過三十年的沉澱,最終化為小說呈現於讀者眼前。故事從韓國鐵道誕生之初講起,經歷朝鮮戰爭,描繪三代鐵道工人與火車司機的生活軌跡,並延續至2015年,講述他們的後代在高空抗議中的奮鬥。小說透過這一連貫的歷史視角,呈現殖民時期以來韓國勞動者的命運與處境。正如小說末尾〈作家的話〉中所言,本書「將文學史中遺漏的產業勞動者推到讀者面前,透過他們近現代一百多年的生活歷程,揭示現在韓國勞動者的生活根源」。小說的主要背景——永登浦與仁川,皆為韓國勞動運動敘事中的關鍵地點,而這兩地之間的連繫則可追溯至1899年開通的韓國第一條鐵路——京仁線。鐵路作為現代化的象徵,不僅融合了西方資本主義與科技,更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基礎。黃晳暎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歷史脈絡,並將其描繪得淋漓盡致。

鐵道家族

鐵道家族

Mater 2-10: Shortlis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4

《鐵道家族》(入圍2024年國際布克獎決選)

小說以一名被解僱的勞工李鎮五的故事拉開序幕,他爬上相當於十六層樓高的發電廠煙囪,展開一場高空抗議。當他所任職的工廠倒閉並被其他公司收購後,李鎮五瞬間淪為失業者。身為工會分會長,他懷著強烈的責任感,決定以高空抗議作為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高空抗議既孤獨又無助,卻也充滿了自由。這份孤獨與自由,不禁使得李鎮五展開了一場「時間旅行」。他的回憶從童年時期開始,那時他住在永登浦,經常與理髮店的小伙伴小理髮師偷偷溜進電影院看電影;接著,他的思緒飄向更遙遠的過去,回憶起曾祖父李百萬與曾祖母朱安媳婦的故事——李百萬曾是鐵道工廠的技術員。透過這段跨越時空的回溯,他的時間旅行將逐步揭示韓國近現代百年來的歷史軌跡。

來自江華島的李百萬,自十幾歲起便在京城(今首爾)與仁川做過各種工作,後來進入鐵道局任職,並在永登浦工廠安定下來。他早年曾目睹火車穿越漢江鐵橋的景象,深深著迷,於是為兩個兒子取名為一鐵與二鐵。長子一鐵通過鐵道從業人員培訓中心的考核,成為當時少數的朝鮮人火車司機,而次子二鐵則隨父親在鐵道工廠工作。然而,在參與罷工後,二鐵遭到解僱,並全身投入勞工運動。最終,卻因遭受酷刑而死於獄中,這一事件促使一鐵選擇北上前往北韓。一鐵的兒子智山則追隨父親的腳步,成為火車司機。然而,韓戰爆發後,他被派往洛東江前線作戰,戰鬥中負傷成為戰俘,最終獲釋並返回永登浦的家。在二鐵與其同志們發起的勞工運動中,真實歷史人物如李載裕(1905-1944,小說人物李在柳)、金炯善(1904-1950,小說人物金亨善)、三宅鹿之助(1899-1982,小說人物三宅教授)等人相繼登場,使敘事更加厚重。此外,小說亦透過曾為駐所密探、後來成為惡名昭彰的親日警察,戰後又搖身一變成為龍山警察署長的崔達英,揭示了李承晚(1875-1965)政權的親日根源。

這部小說巧妙地將虛構情節與歷史事實融為一體,書中登場的人物包括1930年代初、中期負責國內勞工運動的「京城三人組」領袖李載裕,以及主要活動家李觀述(1900-1950,小說人物李冠洙)、金三龍(1908-1950,小說人物金根植)、李順今(1912-?,小說人物李金順)、安炳春(1910-?,小說人物安大吉)等歷史人物。小說不僅詳細介紹鮮為人知的優秀活動家李載裕的英雄事蹟,還生動描繪了永登浦紡織廠勞工的罷工抗議、現場活動家[5] 金三龍的祕密組織活動,以及左翼理論家朴憲永(1900-1955)的隱匿生活等情節。在日據時期,朝鮮勞動者的工時通常超過十二小時,工資只有日本勞動者的一半,生活條件非常艱困,幾乎無法維持基本生計。為了改善非人道的工作條件,勞動者們進行了激烈的抗爭,但遭到日警的無情鎮壓、逮捕和囚禁。因此,勞動者的抗爭無可避免地發展成暴力鬥爭。特別是在1930年代,隨著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加劇,勞動者們在與殖民警察的激烈對抗中,逐漸意識到加入左翼的工會是唯一的鬥爭方式。在此歷史脈絡下,朝鮮共產黨的重建運動特別著力於在工人階級中組織左翼工會。在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共產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勞動運動不僅呈現明顯的左翼傾向,更因殖民當局的鎮壓而被貼上非法標籤。作家黃晳暎透過其作品,精準地再現了這一特殊時期的社會矛盾與勞工運動的發展軌跡。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並於1937年發動中日戰爭,採取強硬鎮壓政策。在此背景下,許多獨立運動者選擇出國尋求海外支援,而那些留在國內的人們,則在日本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依然堅持與日本資本家和殖民政府展開抗爭。

此外,小說以虛構人物二鐵和一鐵為核心,構建了鐵道員三代家族的故事,並靈巧地融入歷史人物的真實事蹟,使韓國勞動運動史與鐵道員家族史自然地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作者生動展現了她們在艱難時代中的堅韌與智慧,其中曾祖母朱安媳婦的故事尤為引人入勝。朱安媳婦來自韓國最早的鹽場地區,作為鹽工之女,她成為了連結仁川和永登浦這兩個重要地點的象徵性人物。她從仁川帶來蝦醬和魚,並在永登浦市場開設店鋪,撐起家庭的經濟重擔。她代替對家務漠不關心的丈夫,悉心照料家庭,並在乙丑年(1925)大洪水中為避難者蒐集食物和柴火,展現了非凡的力量。儘管她早逝,但關於她的傳奇事蹟透過她的小姑李莫音和媳婦申金流傳下來,這些故事雖似荒誕,卻成為支撐那個艱難時代的精神支柱。朱安媳婦去世後,仍然在鐵道員家族中占據重要地位,並逐漸成為一種家族傳說。與此同時,李莫音和申金兩位女性角色也深刻影響了家族的命運。李莫音憑藉出色的口才與朱安媳婦的靈魂溝通,積極參與家族事務的管理;申金則以智慧與天生的預知能力,圓滑地克服家族的種種矛盾與困境,穩固了家族的地位。這些女性角色不僅展現強大的生存能力,更被描繪成大母神般的存在。透過她們,小說突破僵化的現實主義框架,生動呈現民眾的生活史。即使在殖民時期,日常生活依然持續,人們在喜怒哀樂中尋找克服困難的方式,並賦予生活意義。這些豐富的情感與生命力,透過女性敘事得以鮮活地展現。

這種生命力賦予黃晳暎獨特的小說技法——所謂的「民譚寫實主義」[6]——更為豐富的敘事性:有時如同快板相聲般流暢明快;有時則交織傳說般的家族史與當代科學革命史;現在與過去錯綜重疊;生者與鬼魂在毫無特殊設置的情境下自然共存。這種敘事方式令人聯想到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以「魔幻寫實主義」呈現生者與幽靈在同一空間中的交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家族守護神的大母神朱安媳婦,她穿越生死、庇佑後代的場景成為小說的一大亮點。這種手法早在《客人》或《鉢里公主》中便已展現,然而在本作中更顯得精妙且富有層次。此外,在敘事空間的開拓上,小說透過鐵道的延伸,從釜山、京城、新義州、奉天到新京,打破南北韓分斷的現實格局,拓開了被封閉的想像空間。這樣的設定使小說不僅局限於韓半島,而是擴展至全球視野,這也是黃晳暎長篇小說的一大特色。

如果說這部小說講述了從鐵道員祖先傳承下來的韓國產業勞動者的故事,那麼李鎮五的高空抗議並非一個孤立或例外的事件,而是真實反映了當前韓國勞動者的現實處境。小說中,「在造船廠起重機上堅持了一年多的鋼鐵般的女性勞動者」英淑,很可能是以2011年因抗議「韓進重工」解僱勞工而進行高空抗議的勞動運動家金真淑(1960-)為原型塑造的角色。鎮五與公司展開協商,最終在410天後從煙囪上下來,然而公司卻背棄了復職的承諾。鎮五與同事們舉杯共飲,決心再次登上高處:「再上去吧,這次我來。」「我也要。金前輩,我也要上去。」這一結尾令人聯想到他早期小說《客地》中的最後一幕。無論是1970年代的東赫、2010年代的鎮五,還是鎮五祖先生活的殖民地時期,甚至是2020年代的當下,勞動者的處境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一結尾深刻揭示了這一點。然而,儘管「在浩瀚的宇宙時間裡,我們生活的時代和生命的痕跡也許只是幾粒塵埃」,《鐵道家族》的故事卻將成為引發世界微小變化的無限可能的種子。正如李鎮五在「既非天,又非地」的45公尺高煙囪上艱難維持生活時,從花盆中種出的生菜嫩葉一樣,終將茁壯成長,象徵著希望與生命的韌性。

2011年,被造船廠裁員的金真淑爬上起重機抗議,在上面待了30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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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日國交正常化談判歷程始於1951年,期間經歷七輪正式會談,最終在1965年達成協議,整個過程橫跨14年之久。在李承晚政權時期,由於韓國方面採取強硬立場,會談陷入長期停滯;而朴正熙政府上臺後,為獲取日本提供的經濟合作資金(特別是對日請求權資金),轉而積極推動談判進程。由於戰後日本亟需對外輸出資本以促進經濟復甦,加上美國為強化東亞反共陣營而積極斡旋,這些因素促成了談判的重啟與最終達成。然而,該協議在韓國國內卻引發強烈反彈,反對聲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在野政治勢力批評協議未能徹底清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問題;其二,社會團體與學生運動質疑朴正熙政權對日外交過於軟弱;其三,社會各界憂慮日本資本的大舉進入可能導致經濟依附,形成日本「新帝國主義」的隱患。

[2]原韓文書名直譯為《跨越死亡、跨越時代的黑暗》。

[3]1989年,黃皙暎應北韓「朝鮮文藝總同盟」之邀訪朝,並會見金日成。此後未能順利返回南韓,後輾轉於德國藝術院擔任駐院作家,並旅居柏林至1991年。1993年4月27日返國時,遭到韓國政府以違反《國家保安法》之名逮捕入獄。

[4]萬海文學獎由創作與批評社於1973年設立,以紀念詩人兼獨立運動家萬海韓龍雲的卓越貢獻,傳承其文學精神,並促進民族文學的發展。丹齋獎則由韓吉社於1986年創立,適逢民族運動家兼歷史學者丹齋申采浩逝世50週年,旨在弘揚其民族精神與歷史思想。怡山文學獎設立的初衷在於表彰詩人怡山金珖燮的文學成就與精神,而大山文學獎則於1993年由教保生命創辦人大山慎鏞虎創立,致力於推動創作文化並促進韓國文學的國際化。

[5]指第一線的運動者或組織者。

[6]民譚(folktale)指的是由民間口耳相傳並廣為流傳的故事。黃晳暎曾表示,在其後期創作中,他借用了巫俗、傳說及民譚等元素,以拓展其早期的現實主義文學視野。他並指出,《鐵道家族》便是一部運用民譚形式創作的作品。


作者簡介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研究領域為臺灣和韓國的近現代文學。著有《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2013)、《殖民與冷戰下的臺灣文學》(2019)及博士論文《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在韓編著出版有《運動.制度.殖民性──臺灣的近代文學1-3》三冊研究叢書及朱西甯小說《狼》的譯作。此外還發表〈從決戰到總蹶起──日據最後期(1943-1945)的臺灣文壇〉、〈外來美學,抑或在地現實?──臺韓文學史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評價問題〉、〈《悠悠「家園」》與〈忠孝「公園」〉──黃晳暎和陳映真小說的歷史認知〉等多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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