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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書】莊瑞琳/見證的詩意──如何書寫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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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塚茱麗(Julie Otsuka, 1962-)。
(攝影/Robert Bessoir,提供/春山出版)

天皇蒙塵

天皇蒙塵

起初,大塚茱麗是想當畫家的。但就在習畫之途遇到瓶頸後,她在空白的那幾年每天上咖啡館讀書,一邊打零工,萌生寫小說的念頭。於是她不僅重新去學校讀書,報名創意寫作課程,畢業作品還寫了她從沒想過會觸碰的戰爭題材。那是她母親與外祖父母的家族史,而其時她母親已有了初期失智症的症狀。這個畢業作品有一部分後來發展成《天皇蒙塵》的前兩章。《天皇蒙塵》在2002年出版後,大塚茱麗就以她充滿實驗性、如詩的語言備受矚目。

大塚茱麗是所謂的日裔美國人,她的父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稱為一世),母親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稱為二世),大塚這代已經不會日語。對於母親一家四口1942-1945年在集中營的遭遇,大塚曾言母親在她小時偶爾提及「camp」,她還以為是夏令營。有意思的是,書寫猶太人集中營經驗的義大利文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短篇創作集《週期表》也以隱晦的「營」字描繪無法描繪的集中營世界。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隔年4月起,美國西岸超過11萬名日裔人士以國家安全之名被陸續「撤離」到各安置中心、拘留營。大塚茱麗當時10歲的母親、8歲的舅舅,就跟著他們的母親一路從舊金山坦夫蘭賽馬場安置中心,遷移至猶他州的沙漠集中營托帕茲(Topaz)。而他們的父親則早在珍珠港事件當月,就被聯邦調查局從家裡逮捕,以有間諜之嫌拘禁。這就是小說《天皇蒙塵》緣起的背景。大塚母親其後對集中營的緘默並不特殊,許多國家的集中營或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庭,甚至經歷過戒嚴體制的一代,在新的時代中都有「無法說」、「不能說」的現象。

猶他州的托帕茲集中營位於沙漠地帶,成排的黑色營房坐落在滿天沙塵中。(Francis Leroy Stewart攝,提供/春山出版)

托帕茲集中營的水塔,是這些被拘禁者的用水來源。(Francis Leroy Stewart攝,提供/春山出版)


必須讓緘默發出聲響,或許正是政治受難相關書寫經常具有詩意的原因。如果不如此解讀,我們將無法真正理解大塚茱麗,或者也將無法理解普利摩.李維、荷塔.慕勒(Herta Müller),甚至是郭松棻蔡德本蔡烈光的作品。(註1)他們的詩性起源不是來自文學系譜,而是對緘默的反擊。受難經驗無法言說的特質,一旦必須動用語言加以描述,意象與感受性本質上跟詩的原創性困難是很接近的。因此,詩意在政治受難的書寫,恐怕是一種必然。

而每個受難經驗往往皆獨一無二。比如饑餓或口渴,是集中營或監禁常見的主題,但這些身體經驗在每個作品都發展成奇特的文學性。《天皇蒙塵》的主角們被迫前往的集中營,置身於美國西部內陸的沙漠,貫穿全書的身體感就是「渴」,以及沙塵。男孩在床上無法入睡,「渴望有冰塊,一瓣柳橙,一顆石頭,一個物品,任何物品都好,讓他吸吮,讓他解渴。」沙塵暴時,晚上睡覺必須用溼手帕蓋住嘴巴,但早上醒來時,「溼手帕已經變乾,他口中都是粉筆的沙石味。」而他想像父親回來時,也是記得要倒一杯水給他。

在《週期表》我們則看到李維描述,「我們不正常,因為我們饑餓。……那是一種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營」裡的人們,在睡夢中時大動下顎,他們在「夢吃」。這樣的饑餓更成為慕勒《呼吸鞦韆》描述的天使,每個人在集中營都有自己專屬的饑餓天使,祂掌管著天平,認為你還不夠輕,這個天平像是令人呼吸都暈眩的鞦韆,「我會輕得跟我省下來的麵包一模一樣」,「如果饑餓天使想要來秤我的話,我會騙過祂的天平」。

阿多諾曾有名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李維說,「我的經驗正好相反……我覺得詩比散文更適合表達我內心的沉痛。我說的詩,跟抒情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可以,我想把阿多諾那句話改一下: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後再也不能寫詩,除非寫的是奧許維茲。

只有詩才適合表達的沉痛,之所以如此書寫困難或難以言說的原因,並不在於它的恐怖,而在它的日常,甚至是「合法」。這也使這些經驗在現實中遭遇理解障礙,社會沒有能力討論,經常造成倫理當機的情況。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在《神聖人》就說,現在要問的不是這個偽善的問題:「怎麼能對人施加如此殘暴之罪行?」因為如果只是祭出人權共識的話,每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問題會容易得多。不僅受難者會立刻得到補償、道歉,加害者或體制也會被究責。但顯然不是如此。

週期表: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

週期表: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

呼吸鞦韆

呼吸鞦韆

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

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

《天皇蒙塵》當中很精采的〈陌生人的後院〉,大塚茱麗處理的正是受難家庭返回社會的過程。他們回來後,發現鄰居或同學對他們視而不見,或者只是輕輕帶過,彷彿他們不曾離開。社會仍舊正常運作,沒人在意他們的父親變成廢人,無人想知道他們在沙漠中發生了什麼(連他們自己也想忘記)。這些經驗蒸發了。換言之,他們的經驗不是「受難」,而是體制尋常的一部分。

阿岡本對此的解讀是,這種從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集中營或政治犯現象,正是「例外狀態」的常規化。原本國家以安全之名,以保護大多數人自由之名,對特定群體所進行的「保護性拘留」,需要懸置憲法或一般法律對人權的保障,才得以遂行。這使得集中營成為一個常規與例外、非法與合法再也無法區分的空間。進入集中營的人被社會排除,被剝奪國籍、身分,成為裸命,於是他們被如何對待都是可能的,「對他們實施的任何行動都不再顯現為一種犯罪」,最極端的就是殺人。

我們會發現,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合不合法」是一個無法去問、也不用再問的問題。所有的人物只是活著,以及經歷一切。這些事件發生時,不僅沒有不被容許,也沒有不被原諒,正是因為集中營如此「正常」。所以即便蓋世太保狄爾斯(Rudolf Diels)宣稱,集中營「沒有做為制度專門地被創建,而是某一天,它們就直接在那裡了」,也不會讓人們質疑。正如《天皇蒙塵》當中那些草率興建的大型安置中心、拘留營,突然就出現了一樣,而所有的日裔人士也集體消失了,並沒有使社會震驚到無法運作。

阿岡本在最後寫道,「哪裡有一個大寫的人民,哪裡就會有赤裸生命。

這提醒了我們,書寫這些裸命日常的作品,仍舊如此重要,除了更加靠近那不可言說的,更使我們警醒於體制本身的恐怖,而且我們總有責任思考這一切,因為我們並不總是安全的。

例外狀態(重譯本)

例外狀態(重譯本)

天皇蒙塵 (電子書)

天皇蒙塵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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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此處指的是收錄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中的郭松棻作品〈月印〉,以及收錄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的蔡德本作品《蕃薯仔哀歌》節選,與蔡烈光《陳年往事話朱家》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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