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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文化專門店】馬與車輪:漢語世界並未置身於草原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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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八旗文化因出版《馬、車輪和語言》這本美國人類學家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的鉅作,而特別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吳曉筠老師進行訪談。本文即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與吳曉筠老師的訪談稿。




富察:

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 (電子書)

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 (電子書)

現代人對汽車情有獨衷,汽車不僅僅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徵,也是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表現。汽車的動力之所以叫做馬力,乃是對工業社會之前人類所擁有的最快速的交通工具馬的模擬。而野馬是在何時,在何地,由何人所馴化的問題,是理解史前文明的關鍵性事件。在《馬、車輪和語言》一書中,作者大衛.安東尼認為最早馴化馬匹的地方是在今天的烏克蘭草原。老師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吳曉筠:

我初次接觸並開始追蹤大衛.安東尼教授,是讀到他在一九九一年發表於《古物》(Antiquity)上,分析烏克蘭德雷耶夫卡遺址(西元前四二○○至三七○○年)馬齒磨損痕的文章。他提出這些磨損痕很可能是馬銜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便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馴化馬匹。套上馬銜的馬在此後數千年伴著人類奔馳、征戰、炫耀的歷史就此展開。

 

富察:

老師採用一個「如果真的如此」的假設,意味著學術界不完全認同大衛.安東尼的結論嗎?

 

吳曉筠:

是的,這一研究引起學術界對馬匹馴化年代的激烈討論,正反觀點蜂擁而起。直到二○○九年,哈薩克北部銅石並用時代的波泰遺址(西元前三七○○至三○○○年)裡出土的馬齒,被確認為最早的馴馬遺存,才使得這一爭論似乎平靜了一陣子。也因此,在《馬、車輪和語言》最初出版的時候,安東尼教授在書中仔細說明了他的研究歷程,同時也接受了波泰遺址是最早的馴馬遺存的觀點。

但是最近幾年,這個觀點似乎又將被翻轉。科學家以波泰馬出發,通過數量不少的古代、現代馬的基因組對比,呈現馬在馴化後,作為最強而有效的交通及戰爭工具,隨著歐亞間的大規模交流,經歷了複雜的轉變分化,成就了今日馬匹多元的生理及地域特徵。但最出乎意料的是,分析結果顯示現在生活於俄羅斯、蒙古及新疆準噶爾一帶的普氏野馬不是本地原生野馬,而是五五○○年前波泰馴化馬的後裔。若是一直被視為原生野馬的普氏野馬是波泰馬的後裔,那麼遍布在世界各地馬場、馬廄裡與普氏野馬不同的馬,又是誰的後裔?學者提出了幾個更西邊可能,選項有安納托利亞高原東部、伊朗等等,當然也包括了本書的核心區:黑海、裏海北邊的東歐大草原。

 

富察:

也就是說,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匹何時被馴化、以及在何地被馴化的看法雖然不一致,但人類終於騎上馬這件事,對古代文明的發展確是不可否認的大事件。

 

吳曉筠:

是的,安東尼教授追索馬匹馴化問題,但他的關切並非止於此。馬匹馴化的問題連動的是另一個富有悠久歷史、牽涉面更廣的學術爭辯——即印歐語系是怎麼出現的?這一問題約在一七八○年代由在印度生活的英國語言學及東方學學者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提出。他發現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印度梵文與英文、希臘文等等歐洲語言在某些詞彙(例如Mother)的發音上有極高的共性,應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有同一個源頭。自此,探索印歐語系的結構、發展,甚至是探源,便成為歐洲語言學及東方學研究中的悠久議題,至今已將近兩百五十年。安東尼教授的觀點是,印歐語系的原鄉就在最擅於利用馬的東歐大草原,而騎馬以及馬戰車的出現讓草原人群具備支配性的力量,從而可以把原始印歐語擴散出去,並逐漸演變成今天的梵文、希臘文、法文、德文和英文。

 

富察:

把馬匹的馴化、馬戰車的出現和人類語言的擴散連接起來,聽起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吳曉筠:

實際上安東尼教授的終極關懷是現代世界,而不完全是艱深的學術領域。當我們輕鬆搭乘飛機、火車在歐洲愉快旅行時,我們聽到的英語、德語、波蘭語、俄語,甚至是隔壁乘客聊天使用的印度語,都帶著印歐語系的前身——原始印歐語的DNA。今天,以印歐語系語言為母語的人口占了歐亞大陸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從小學習英文或是學習其他印歐語系語言的人數,其影響範圍更是廣大。今天的飛機、高鐵雖不再依靠車輪,但這些都是人類數千年來對高速交通工具渴求下促成的結果;另一方面,不論技術如何進步,馴養的馬匹血統及擁有的汽車廠牌、性能(例如馬力),甚至是輪框樣式的選擇,仍是社會身分、財富、高貴與品味的指標。這些攸關交通方式、語言訴說,甚至社會結構的發展,如何經由數千年人群流動、學習模仿,在廣闊的歐亞大陸開枝散葉,進而塑造出今日世界的樣貌,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圖1:當代印歐語系世界分布圖。圖中深藍色區為「多數人母語區域」,淺藍色區為「官方語言、但並非多數人母語區域」,灰色區為「印歐語非官方語言區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圖1:當代印歐語系世界分布圖。圖中深藍色區為「多數人母語區域」,淺藍色區為「官方語言、但並非多數人母語區域」,灰色區為「印歐語非官方語言區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富察:

語言是文明的載體,追溯今天的世界在古代文明上的源頭,就要「重建一種死去的語言」,也就是原始印歐語。作者借助了兩部由口傳神話轉化而來的宗教文本:印度梵語《梨俱吠陀》(ṛgveda)和波斯經典《阿維斯陀》(Avesta),試圖藉之探索原始印歐語的樣貌。但您的疑問是:這種由神話訴說的身世,和真實的世界之間的關係為何?

 

吳曉筠:

沒錯,他採用神話傳說對應考古發現的作法是危險又迷人的部分。本書〈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描述了印歐語創世神話的一些主要構成要素:天神、雙子與牛,以及隨之而來生生不息的祭祀。迷人的神話語言朦朧記錄著牛隻引進大草原時,對狩獵採集的生活及經濟型態帶來的巨大影響。

畜養牛隻可提供更穩定的肉食、骨髓及乳源等營養來源,也提供了更強健的畜力。為保護如此重要的資產,加強了社會分化,推進了宗教祭祀。牛成為了神,權力的擁有者成為了祭司。對表現權力的裝飾品、財富、精緻的武器、可視的儀式及墓葬的需求越來越強,刺激著對外來物品及原物料的渴望,區域分化以及以誓詞加強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逐漸形成。如作者引述《梨俱吠陀》中人向神獻祭馬匹時的誓言,「讓這匹賽馬為我們帶來好牛好馬、男孩和所有的豐富財富。」兩者間存在著忠誠和庇護的契約關係,即賓主關係(guest-host relationship)。

 

富察:

我對草原社會所形成的「忠誠與庇護的契約關係」很感興趣,一個庇護者要按照契約保護向他效忠的社群,但他同時也被更高級別的人所保護,他要效忠於上一級的庇護者。這就構成了一個封建式的網絡結構,和中國歷史上的君臣關係是全然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結構。

 

吳曉筠:

這也是一種中央歐亞政治文化傳統,草原上有草原的方法。它在中國史上也留下清楚的痕跡。比如後晉的石敬瑭和契丹主耶律德光之間的「忠誠-庇護關係」,在清代對中央歐亞的控制上也有。這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非常不同,也或許是刻意被抹去的部分。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中央歐亞的政治文化、習俗等等如何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企圖呈現不同於正史扁平式的陳述方式,呈現多元文化交融下的立體的歷史。

 

富察:

我要繼續請教老師的是,馬匹的馴化是草原社會的創新,但是四輪車卻不是草原發明的,對嗎?

 

吳曉筠:

四輪車是近東的發明。西元前四千紀前段,這種從近東城市的學來的車子,改變了東歐大草原上的生活景觀。帶有板狀輪子的四輪車模型開始出現在高加索山脈北部的邁科普文化中。隨之發展而來的顏那亞文化運用這種四輪車,並將之直接隨葬於墳塚中。

輪車引入草原後,西元前三三○○至三一○○年間的草原景觀可能是,牧民愜意地騎在馬背上驅趕著牲畜,不遠處是牛拉著帶有結實木板大車輪的四輪車,像是帳棚車一樣沉重卻安穩,載著全部的家當,隨著季節展開移居生活。人員、牲畜及財產機動性的提升,使牧民得以利用更多的土地,也促進社會發展出人群間互利共生的賓主關係。這些人群死後被埋葬在一座座墳丘中,形成了草原上的獨特景觀。這樣的遊牧、結盟、擴散特徵非常符合一般認知的草原牧民形象。

 

富察:

近東四輪車的車輪是由結實的木板拼貼而成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車輪都是輻條車輪,這是怎麼回事?此外,把馴化的馬匹和輻條輪車結合後,就變成了馬戰車。這很像航空母艦是把航空力量和海洋航艦結合起來。

 

吳曉筠:

由高等文明區輸入技術及財富觀念,似乎是天經地義。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到了今日,仍有許多人認為是近東城市文明發明了馬拉輕型戰車,或是認為草原馬具是模仿自邁錫尼希臘文化。不過,由考古發現看來,這一技術革新發生在約西元前兩千年的烏拉爾山一帶。

大約三十年前,俄國考古學者以出版形式公布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馬戰車,翻轉了傳統的觀點。在辛塔什塔遺址的一座墓葬中,明確發現了兩個以輻條及輪框構成的輻輪印痕。與之前使用的實心木板車輪相比,輻輪輕巧許多,製作方式也更為精細。與之搭配的是窄小、僅供一至二人站立空間的車廂,而車的動力是兩匹馬。

馬的嘴角處發現了內側帶有釘齒的馬鑣。這種馬具的功能是將馬銜固定在馬轡頭上。馬鑣的出現一方面暗示了馬銜的存在,另一方面則表示一種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系駕法。與這種輕型車同時發現的物品有長矛及箭頭,說明這種馬車是用於作戰。將馬的速度與耐力與輕量雙輻輪車完美結合,絕對是草原帶給世界的重要貢獻。

隨著馬戰車的出現,戰爭的型態改變,草原上築有高牆、壕溝的內向式防禦堡壘一座座建立了起來。為了競爭鑄造兵器所需的金屬礦藏,激起了嚴峻的保衛戰。另一方面,金屬礦等原物料的流通,也加速了區域貿易網絡的密度。在敵對狀態的戰爭及突襲掠奪之外,更多是以和平交流、貿易的方式與中亞、近東及其他地區的商人、村鎮及城市密切接觸。馬匹以及之後到來的輕型雙輪馬戰車以新奇事物之姿,進入了近東、西亞、中亞、南亞,成為當地的戰爭利器以及身分象徵。

 

圖2:印度南部的艾拉瓦德斯瓦拉神廟[Airavatesvara Temple],建於西元十二世紀,神廟外觀結合了古老神話中的馬戰車造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圖2:印度南部的艾拉瓦德斯瓦拉神廟[Airavatesvara Temple],建於西元十二世紀,神廟外觀結合了古老神話中的馬戰車造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圖3:埃及阿布辛貝神廟群[Abu Simbel Temples]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馬戰車壁畫還原圖。此神廟建於西元前十二世紀,當時的馬戰車已成為古代王權至高無上的象徵。圖片來源:Wikimedia圖3:埃及阿布辛貝神廟群[Abu Simbel Temples]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馬戰車壁畫還原圖。此神廟建於西元前十二世紀,當時的馬戰車已成為古代王權至高無上的象徵。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富察:

來到東亞,商王朝的馬車也幾乎都是從內亞輸入的技術對嗎?

 

吳曉筠:

安東尼教授將歐亞草原視為橋樑,正如他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商王和希臘的邁錫尼諸王分處古代世界的兩端,同時駕馭著馬戰車,並擁有與歐亞大草原青銅時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術。」

這些互不相識的文明主體共同使用著源自歐亞草原的創造發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時候的歐亞草原世界沒有文字,這些交流史都掩蓋在東西方有文字的文明主體的論述中。在東方,車子的發明者被認為是夏王朝來自東夷的奚仲。對於古典文明影響甚鉅的冶金術,在文獻中並未被視為重要發明,其最初的狀態似乎僅是以禹鑄九鼎的傳說帶過。

從考古發現看來,馬車大約於西元前二○○○年在烏拉爾山發展出來後,沿著歐亞草原地帶,逐步向西,經南西伯利亞、外貝加爾、蒙古、太行山西側,在大約西元前一二○○年傳入黃河中下游的商王朝。伴隨著馬車的是與一套相關的兵器工具組及相應的操作技術,除了與烏拉爾山最早的馬車一樣配有弓箭,更加入了南西伯利亞的弓形器。在這一網狀的傳遞、學習過程中,各地在接受使用馬車時也逐步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或裝飾。

以商人來說,他們輕易地以自己所擅長的青銅鑄造技術來點綴裝飾這些馬車,使它們具有商文化的特徵。雖然商人有獨立製造車及弓形器的能力,但由於這些被採用的物件具有某些特殊的實際功能,商人很難改變它們原來的結構及形狀。

圖4:出土於西安兵馬俑墓葬中的秦代青銅馬戰車。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圖4:出土於西安兵馬俑墓葬中的秦代青銅馬戰車。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富察:

漢字的「車」、「輪」無論從字形還是發音,也都應該和內亞草原有關吧。「輪」子更明顯,顯然是借用了外來語的發音。

 

吳曉筠:

漢語世界的確與草原世界有密切的連動關係。閱讀這部著作,讓人想起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教授及漢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於二○○○年出版、同樣具有爭議性的名著《塔里木的木乃伊:古代中國與來自西方的人群之謎》(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塔里木的木乃伊》從歐亞草原東端的新疆木乃伊以及已消亡的吐火羅語,試圖探討印歐語系在東方的發展與流向,可以為本書故事的終結——安德羅諾沃文化擴及新疆,提供一個後續發展的銜接。

《塔里木的木乃伊》的作者提出,商王朝接受了草原的作戰工具及模式的同時,也借用了原始印歐語輪子的發音,將之用於漢字的「車」上。在字形上,商代甲骨文對「車」字的象形表現也如著名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所指出的,與歐亞草原東端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代岩畫馬車幾近一致。這些,以及早已引進的草原合範鑄銅技術,都說明著使用原始印歐語的人群在語言及文化上對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

 

圖5: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的「十六帶劍者窟」壁畫,約於西元五至六世紀完成,描繪了赤髮碧眼白皮膚的帶劍者,據考證為使用吐火羅語的高加索人。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圖5: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的「十六帶劍者窟」壁畫,約於西元五至六世紀完成,描繪了赤髮碧眼白皮膚的帶劍者,據考證為使用吐火羅語的高加索人。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富察:

一般讀者認知裡,中國和西方社會(西域)的打通是從漢王朝的張騫(西元前二世紀)才開始的,也就是所謂的張騫通西域。然而從《馬、車輪和語言》的主張看,至少從商王朝甚至更早就已經展開交流。

 

吳曉筠:

張騫通西域打開絲綢之路的觀點,在近幾十年不斷受到挑戰。考古發現已表明,舶來品或具有草原風格的物品在漢代以前已十分常見,反之亦然。如本書所呈現的,歐亞大交流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便以超乎想像的方式漸次展開。因此有學者將早期的歐亞大交流稱為「史前絲路」。更有學者質疑絲綢在交流中的重要性,並提倡將絲綢之路改稱為「草原之路」。

歐亞草原的地理空間廣闊,生態多樣,不應將之視為簡單的整體。在這本書中,安東尼教授抽絲剝繭,以語言學及考古學證據溯源,從根本改變文明與野蠻的優劣觀、畜牧與農業的分隔線、遊牧與定居的二分法等等充滿成見的認知方式。

在我們熱衷於全球化議題的同時,不妨藉由本書將時間段直接拉到最遠,檢視語言、馬及車輪如何成為有效的推進力,將世界串聯在一起,應會對我們再次檢視世界史上人類的區域連動關係,不論是流行的古今絲綢之路或海洋絲綢之路,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都能有所回應,帶來深刻的價值。



作者簡介

英國牛津大學考古學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兼科長。
其研究特別關注於中國古代車馬器、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國青銅鏡,發表多篇研究車馬器和青銅鏡的論文,如 2013 年出版的《中國早期車源、文化交流和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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