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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磨一本書──楊渡《未燒書》寫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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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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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想安靜。安靜回想寫作未燒書的歷程。

未曾料想到歷程比尤里西斯歸鄉更久,要走三十年始得完成初稿。

1989年我在北京現場採訪六四事件,直到6月21日才離開北京。為了記錄八九民運,那一年九月我寫完《天安門紀事》一書。內容以事件現場報導及深度分析為主,文長約十萬字。

然而當時太敏感了。逃亡者還在地下躲藏,追捕者撒下天羅地網,搶救者絡繹於途,有些真實情況寫出來,註定會成為當局按圖索驥、追捕罪責的證據,為了保護學生和知識分子,很多地方寫得特別隱晦,甚至刻意變形隱藏。這讓我心存遺憾,彷彿不能對歷史交待。

我總想,時間再遠一點,看得更清楚一點,人事糾葛更少一點,一定要再好好重寫。

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還不夠了解中國。中國土地太遼闊,多民族的文化面貌繁複多彩,民間社會歷史深邃,我願意用更多一點時間來採訪,好讓自己下筆之際,能看得更全面一些,了解得更透澈一些。

從人民英雄紀念碑拍廣場,可見人群聚集時,可達數萬人。前面的紅旗是「特糾隊」,負責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邊的糾察工作。學運後期,本來人群變少了,可民主女神一豎立起來,北京電視台一批評,起了廣而告之的作用,人群從人民英雄紀念碑拍廣場,可見人群聚集時,可達數萬人。前面的紅旗是「特糾隊」,負責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邊的糾察工作。學運後期,本來人群變少了,可民主女神一豎立起來,北京電視台一批評,起了廣而告之的作用,人群又熱鬧滾滾的回來了。(圖 / 楊渡提供)


從1990年三月再次採訪兩會開始,我每年有四、五次機會訪問中國,每次大約停留二十到三十天,除了訪問北京文化界、知識界、政界,我還儘量到各地走訪民間社會,聽生命故事,了解更多的民情。從南方的廣東、福建,到東北、內蒙古草原,從剛剛開放的上海郊區,到北京的秀水街俄羅斯貿易,乃至於河北盧溝橋附近的地下市集。那些民間突然爆發出來的經濟動力,點燃了各地的市集,仿冒也罷,粗糙的加工品也好,在全中國出現,古老的民間活力,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被徹底激活了。

我也特地赴廣西邊境,看越南接壤的古戰場和邊境貿易。如果不是在那裡親眼目睹,你很難相信,大陸這邊用剛生產不久的大批廉價塑膠拖鞋、打火機,和越南交易著一車一車的小黃狗,以及蛇、烏龜等山產。很難想像,那麼大量的車子和商人進出的邊境,竟然全都是民間的走私貿易,甚至是原始的以物易物。

中國的對外貿易,就這樣從民間底層開始了。

然而,時間既久,主題既多,內容繁雜,思路逐漸混亂起來,而且現象與本質之間,更需要好好重新整理。

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已絕版)

幸好1994年底,報館派我赴美國史丹佛大學作訪問研究。利用胡佛圖書館收集齊全而必要的研究資料,趁著在異國他鄉的另一種視野,好好整理大陸的採訪與觀察,安靜思索中國的未來。1995年底我終於寫完了《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在《天下雜誌》連載,引起不少的迴響。畢竟,在台灣還不夠了解中國的時代,難得有台灣記者如此大範圍而深入的訪問民間社會,用民間的視野預測中國的未來。

我真的很幸運,竟然有這樣的機遇,見證並記錄了中國首度且唯一的現代化革命。這不是簡短的幾年變遷,而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第一次的現代化革命。現代化一旦啟動,就再也無法回頭。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這是中華文明翻天覆地的巨變。

1997年後,我被調回報館任副總主筆,比較沒有機會流浪採訪。但每年基於報館的交流活動,仍有機會赴大陸開會訪友,看看劇變的社會。

1999年,六四十週年,目睹著北京急劇變化,我曾想重寫天安門故事。終因思慮還不夠清楚,只寫了開頭的一萬多字,便擱筆了。

2000年後,網路時代興起,中國開始出現知識分子論壇,當時的「天涯」、「思想的境界」等,以網路無字數限制、無人檢查、無法被查禁等特性,發展成知識分子論壇,一時間,思想活躍無比,論辨非常精彩。《讀書》雜誌甚至有過一場論戰。為此,我曾做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網路論壇之研究」,訪談當時北京知識界的學人。在《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先生的幫助下,遍訪李慎之李澤厚王蒙吳思雷頤汪丁丁等十幾位學人,更且訪問了年輕一輩新崛起的網路作者。

沈昌文知道我對六四有特別的感情,因此曾介紹我結識了不少受過處分的人,如錢鋼等,乃至於坐過牢的受難者。野夫即是透過沈公的介紹而結識。而野夫更帶著我結識另一批在北京做二渠道的文化人。他們不少是詩人,本來生存於中國各地,坐牢出獄後沒了工作,只好流浪北京,聚成了一夥文化群體。

和野夫的結識,讓我走得更遠更深。結識了流浪西藏、四川、雲南、東北、西南的各路奇人。甚至行業也跨了富甲一方的銀行家、知識界的奇人、流浪民間的手藝人、彈撥吟唱的歌手、鄉村社會的老巫師……。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我開始覺得自己應該重寫了。

北京已經舉辦過奧運,上海正要辦世博,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快得令人目不暇給。新中國的大氣候已經形成。而六四已經進入遺忘的深淵。然而自己似乎還未準備好,內心仍有一個無法克服的「黑洞」,每次提筆,便有一種絕望欲死的虛無,起筆一兩萬字,即難以繼續。

2019年,三十周年,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專欄裡,寫了六月四日那一天早晨,學生離開廣場的最後場景。寫到幾個學生揮著白布,在解放軍的包圍下,走到每一個帳篷,去找出遺漏的學生、工人,一個個拉出來,他們有的已經精神失常,拖也要拖著帶離開,否則會在廣場犧牲。


學運中的「聯絡部」一角。各地來的學生都會先來這裡,建立聯絡,問問有什麼地方可以住,可以休息。他們也負責和大陸各地學生聯繫。但學運後期,因人員來去不定,結構是鬆散的。而堅持的學生也多是外地來的,靠麵包度學運中的「聯絡部」一角。各地來的學生都會先來這裡,建立聯絡,問問有什麼地方可以住,可以休息。他們也負責和大陸各地學生聯繫。但學運後期,因人員來去不定,結構是鬆散的。而堅持的學生也多是外地來的,靠麵包度日,精神壓力非常大。(圖 / 楊渡提供)

從這一張圖,可以看出學生的「帳篷」是怎麼搭起來的。用竹竿綁在原有的鐵欄杆,再綁上塑膠布、帆布,就是學生長住的帳篷,條件其實是非常簡陋的。雖然如此,卻勉強可以遮風避雨。從這一張圖,可以看出學生的「帳篷」是怎麼搭起來的。用竹竿綁在原有的鐵欄杆,再綁上塑膠布、帆布,就是學生長住的帳篷,條件其實是非常簡陋的。雖然如此,卻勉強可以遮風避雨。(圖 / 楊渡提供)


那一刻是我無法遺忘、卻是很少人知道的。北京朋友寫微信給我,說那一幕太動人了,見證了真實的情況。我終於想到,現在的民運人士之中,有許多人在那一天早晨是沒有在現場的。

在最後的現場並不證明什麼,只是最後撤退的那個早晨,我知道,那些留下的學生本來是誓死和廣場共存亡的。留下來面對軍隊和坦克,面對絕對的鎮壓,那才是最嚴酷的考驗。

陽光下的天安門廣場非常炎熱,學生長期在這裡烤曬,辛苦異常。而地上散置的垃圾也缺乏收拾,顯得零亂不堪。行走於其間,總是會聞到一些異味。陽光下的天安門廣場非常炎熱,學生長期在這裡烤曬,辛苦異常。而地上散置的垃圾也缺乏收拾,顯得零亂不堪。行走於其間,總是會聞到一些異味。(圖 / 楊渡提供)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感佩劉曉波的原因,他在現場,帶領撤退,拯救了本來可能犧牲的學生。

其次,六四被關注的主要是學生,但犧牲最大的北京市民、當時在現場救苦救難的醫生護士,以及事後北京人心的變化、人性的轉折、社會的風貌等,也未曾被了解過。而這些都是我曾感同身受,感動至深,卻未被報導的故事。如果談八九民運,應該有一個全景式的描述。

學生來自各地,所以掛著各地學校的旗號。如湖北醫學院、貴州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此圖中可見一般行人可以騎自行車穿行其間,民眾下了班來此逛逛,似乎成了北京生活的一種習慣。學生來自各地,所以掛著各地學校的旗號。如湖北醫學院、貴州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
此圖中可見一般行人可以騎自行車穿行其間,民眾下了班來此逛逛,似乎成了北京生活的一種習慣。

天安門廣場上的救護站一角,有來自北京醫科大學,也有醫院自願來幫忙的醫生、護士。他們本是怕學生絕食出意外,卻沒想到到六四淩晨,變成救治傷患的主力。天安門廣場上的救護站一角,有來自北京醫科大學,也有醫院自願來幫忙的醫生、護士。
他們本是怕學生絕食出意外,卻沒想到到六四淩晨,變成救治傷患的主力。(圖 / 楊渡提供)


三十年之後,我終於想清楚為何而寫,為誰而寫,要怎麼寫,也終於克服絕望虛無的「心魔」,開始落筆。

從2019年九月寫到2020年六月完成初稿。期間遇到世紀新冠病毒隔絕了人類的一切交往,我只能在隔絕中,一字一句,面對自己的記憶。

時光久遠,記憶難免殘損。面對那麼龐大而複雜的大歷史,我的敘述也必然有所抉擇。然而,謝謝疫情帶來的孤獨,讓我不得不像禪修一樣,閉關思考,漸漸看清生死脆弱,看清自己只是世間微塵,能留下的只是一些記憶,幾頁文字。而歲月則教會了我,生命的脆弱與堅強,夢幻與泡影,留下的文字,也只是露珠中的倒影。

那麼就懷著悲憫之心,依著自己的所知所識,真誠的寫下來吧。

即使因為某些原因,可能無法出版,但也沒關係,就當是留下一本《未燒書》。一如清朝詩人陳恭尹〈讀秦始皇本紀〉:「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此書初稿完成於2020年六月,我曾呈請幾位師友、文壇前輩指教。對我的偏執與不足,反省未曾念及的課題,他們不吝給予深刻的指正和啟發,在此我要特別致上深深的謝意。

而自己在改稿的過程中,每一次的重讀,都彷彿都可以在某一些細節,某一些場景、某一個容顏裡,體會到更深入的意義,更深層的人性。午夜夢迴,思之再三,時有感悟與觸動,往往長夜獨坐,擲筆三嘆。修稿工作因此變得更漫長而躑躅。總是再想著,在大歷史之前,在複雜萬端的人性之中,有沒有更準確的形容,更好的字句,自己是不是還有未曾想透的地方……。總是追尋啊追尋!

直到2021年春節,在烏日老家農曆大年初三的鞭炮聲中,我滿63歲的早晨,開始64歲的第一天,才終於在老祠堂的晨光下,完成最後的校訂稿。

事後回想,都不知是巧合,還是生命的隱喻?

遺憾的是,寫作的這一年裡,書中所寫的重要人物,有兩位過世,一位是詩人老木,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他們曾在我的採訪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可惜無法把書呈請他們閱讀,一起分享這共有的記憶,只能在書中留下他們的身影。

在我寫作的書房裡,供奉著一尊明朝佛像。每天早晨開始寫作前,我都會為衪換上新的供水,頂禮膜拜,祈求平安健康,寫作順利。有時,我望著佛像慈悲的面容,想像神明若有知,看了六百多年的朝代興亡,那麼多盛世繁華、亂世末法、兵甲征戰、流浪死生,而我也只是一粒生生滅滅的微塵,那麼,我們所記憶者,於未來世,有什麼意義?而今天以為可以改寫歷史、扭曲真相的權力者,比之於史上的幾百年朝代,又有什麼意義?我們所記憶的詩文,會留下什麼呢?

那靜靜的寫在這本書裡的文字,是不是只能靜靜的,等待未來世的橋邊孺子,為那失落的記憶,解封?


大學裡的看板,平時貼著各種報紙刊物,學運期間,學生也會來這裡貼上各種告示。不過,這種1980年代的舊式風景,北京早已不存在了。大學裡的看板,平時貼著各種報紙刊物,學運期間,學生也會來這裡貼上各種告示。不過,這種1980年代的舊式風景,北京早已不存在了。(圖 / 楊渡提供)



未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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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
詩人、作家。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及報導文學、戲劇研究、歷史紀實等十餘種。最新作品《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未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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