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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願意合作與共享資訊,才是國家有能力的關鍵:專訪《自由的窄廊》作者詹姆斯.羅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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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自由的窄廊》作者之一詹姆斯.羅賓森。
(圖片來源 / penguinrandomhous© Nancy Wong


睽違七年,《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兩位作者、政治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再次聯手推出一本宏偉之作《自由的窄廊》。他們曾經提出主張,認為經濟繁榮其實是政治問題:唯有保證政治自由,才能確保國家生機盎然。不過,如果國家富裕的條件是政治自由,那政治自由的條件是什麼呢?往源頭探索,這是《自由的窄廊》嘗試要回答的問題。

透過「窄廊」的具象比喻,兩位作者提出有力的論述:當「國家的力量」與「社會的力量」相互抗衡,就會產生一條窄窄的走廊,在那裡有自由。國家的治理能力足夠強大,才能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秩序;但社會的活力與動員力也要足夠豐沛,才能監督約束國家,避免政治權力失控。換言之,自由是一動態平衡的結果——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斷競合,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氣勢相互成長——但這樣的自由平衡並不容易取得,一旦取得了也不容易維持,甚至可能走上回頭路。作者旁徵博引,反覆論證:一個國家會不會掉出窄廊,跟文化、制度、經濟機會,乃至於運氣,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年餘來快速變化的北美、東亞情勢,是否也可以透過本書的分析架構,獲得啟示呢?趁著本書中文版於台灣上市的機會,作者之一羅賓森接受我們的書面訪問,提出了簡潔精闢的看法。



Q:《自由的窄廊》中,您們提出一項重要的主張是:國家的能力需要社會信任,社會若不信任國家,國家的治理能力會遇到瓶頸。據此分析中國的治理能力其實是外強中乾。本次中國處理武漢肺炎之失能,是否為例?

A:一點也沒錯。我們的論點是,儘管中國展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家能力,但同樣的國家能力卻可以被用來把數百萬無辜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也會被用來試圖建立「老大哥」式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國的國家能力並沒有獲得社會的信任,人民害怕且無法信任國家的能力,不願與國家合作或共享資訊──而合作與資訊共享,正是國家是否真正有能的關鍵。這使得國家很難控制像是新冠病毒這樣的問題,因為這會需要精確的資訊和老百姓的合作才能達成。

Q:主權獨立的國家是「紅皇后效應」(注: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你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的前提嗎?過去數十年來,香港有豐沛的社會動能(包括活潑的公民社會與活躍的自由派政治人物),但卻對制約港府巨靈似乎無計可施,香港的政治自由也於反送中運動中創下新低。如果香港要走進自由的窄廊,主權獨立是必要的第一步嗎?

A:沒錯。我認為單靠香港本身並無法改變中國的這套制度,而且在基本上,只要香港還處於中國主權的統治之下,那就得永遠冒著隨時會變成另一個中國省分的風險──無疑具有許多可預見的影響。

Q:《自由的窄廊》最終章描述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經濟全球化與自動化,金融部門的成長與超大企業的崛起帶來經濟不平等,也影響效能。更令人擔憂的挑戰是公民不信任制度——2010年代的美國,似乎是二戰前的德國再次重演,經濟蕭條成為民粹政治的溫床。從這個宏觀的視角來看2020年的總統大選,有什麼事件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

A:您所提及的這些改變,像是全球化與自動化等等,其所產生的衝突與紛爭超出既有體制的處理能力。因此人們才會對體制失去信心與信任。我認為,拿美國與當年德國來比較是有些極端。的確,美國政治十分兩極化,但還遠不到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底下法西斯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互相對尬的情況──社會尚未出現軍事化(編註:威瑪共和底下左右派都挾槍自重,各自都有自己的民兵力量),也還沒有出現人們完全不把國家建制放在眼裡的現象。

此外,儘管川普本人並不尊重建制,但美國畢竟是採用聯邦政府的分權體制運作的。舉例來說,川普可以搞爛華盛頓特區(美國首府)的國家機器,但他並不能在伊利諾州或加州如法炮製。權力制衡依舊存在,特別是對針對他內政政策的部分(如果川普真的有所謂內政政策的話)。美國建國先賢之一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聯邦論》Federalist Papers)這本書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制衡制度並非為賢君而設。您需要提防的是相反的情況,所以他預見到川普這樣的人出現!我同意沒有什麼值得沾沾自喜的,但我確實認為可以在機構中恢復信任。

Q:本書第11章討論民粹的起源與結果。當人民覺得自己無法影響在位政治菁英,他們可能選擇把力量交給獨裁者,結果是更加摧毀社會動能,破壞自身自由。不過,當然在民粹運動剛崛起的時候,不一定容易辨識。請問,近來是否有顯示性的事件,令人隱憂?

A:嗯,我們在這一章總共強調了幾件事。首先,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並不會讓國家離開自由的窄廊,除非發生特定的外部危機,例如比較常見的是某種大型的經濟震盪,就像192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或2008年的金融海嘯,導致新出現的衝突與爭端超出既有體制的解決能力。我想,我們能在今天美國的例子身上看到,當前重大的經濟混亂(源於仰賴中國出口、科技改變與自動化的發展)與不平等現象的大量增加共同出現。正是像這類的情況,有可能導致「紅皇后效應失控」。(書中用這個詞來描述民粹主義)

Q:「紅皇后效應」的本質——社會動員——可能有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兩種形式表現。此二種動員,是否必然共存共榮?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會相互競爭、消耗,弱化其制約國家巨靈的能力?

A:我們認為制度性(體制內)與非制度性(體制外)的社會動員正是在「窄廊」之中才得以相輔相成。儘管書中並未詳細闡明,但我們認為只有當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社會動員能維持適當的平衡,才能同時發揮效用。體制內的社會動員需要得到體制外的社會力量支持才能良好運作,但是體制外的社會動員也需要得到來自體制內的支持,否則便有可能陷入反體制而失控的危險。這兩者必須互補。

Q:破壞性的創新是國家持續成長的重要事件。書中分析多以科技的創新所帶來的生產力為例。然而,非物質性的創新是否也能帶來動力?例如,文化、藝術的創新?

A:我不確定我們對此有何想法,且我們也並未對此有所研究。文化和藝術對於人們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因為有證據表明,認同的形成大多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而文化和藝術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Q:最後,《自由的窄廊》的實證案例橫貫古今。請問,是否有哪些案例您們雖有討論、但後來並未納入分析?為什麼捨棄這個案例?

A:噢,古往今來不免有許多遺珠,索馬利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land)便是當代其中一例。過去20年來,該國由下而上地建立了一個相當廣納式的國家。當索馬利亞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內戰而瓦解後,索馬利蘭便獲得了事實上的自治權,奠基在索馬里本土社會的力量之上──透過具有民主特質的氏族與契約的傳統,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受制約的國家巨靈」。這個例子令人著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羅賓森教授曾於2018年底訪問台灣,當時他在《今周刊》訪問中肯定台灣的諸多成就——不只肯定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也肯定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

「廣納型制度沒有一種固定的『配方』,但有一些基礎元素 […] 積極投資教育、鼓勵創新、具活力的經濟環境、可接受的貧富差距、特別是民主制度,台灣完成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台灣幾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是一個權力平衡正面的案例 […] 是台灣社會力量的展現;但這場運動沒有演變為不可收拾的動亂,反而以政治走向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向收場 […] 兩股力量取得平衡後,同步前進的結果。」

2020年初《自由的窄廊》在台灣上市以來,正好也見證了台灣國家與社會聯手抗疫的又一次奇蹟。事實上,台灣現今的處境,或許正行走在得之不易、難能可貴的自由窄廊裡:國家能夠緊急徵召資源、有效治理疫情的能力,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而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同時支持政治效能,也發揮監督制衡權力擴張的作用。

「台灣完成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是的,又一次,我們的獨特成就與世界經驗相互輝映,發現自己原來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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