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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次等」的成長經驗你也有嗎?專訪美女作家李屏瑤:「女生只是不認輸,希望被公平對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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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歲讀幼兒園的孩子在做什麼呢?大概是午睡後等著讓老師綁頭髮,學習上廁所時「男生一邊、女生一邊」,開始意識到男生、女生有很多不同。李屏瑤也是,身為大家族裡第一個孫,爺爺奶奶自然疼愛,但那份寵愛不到無法分開的程度,因為是女孩,所以父母離異時,父親的家族「放手」了。年紀尚小的她,無法分辨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她第一次察覺,人的命運會因為性別出現分歧點。

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30年後的某日,她在網路寫了一篇「雞腿文」,講述餐桌上的性別議題(在眾多雞肉便當中,只有表弟的主菜是雞腿),朋友的回應讓她發現,同輩女性雖然學歷高、職場位置好、收入亮眼,卻大多有著「次等」的成長經驗,她於是把家庭、性別、性向等生命經歷寫成《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呈現一名「非典型女生」如何在社會性別的規範中衝撞到傷痕累累也不肯停下來。

李屏瑤的母親雖然盡力不表現出任何「男尊女卑」的想法,但做為女人、某人的女兒,仍深受影響,「我念高中時,媽媽發現我真的很會讀書,但比起開心,她反而有點慌:女生不是表現平順、普通就好嗎?該鼓勵女兒繼續追求課業成績嗎?」李屏瑤記得,當媽媽知道她是全校第一名時,甚至說:「沒關係啦,不用這麼努力。」她苦笑說,不只是媽媽和阿姨曾討論,如果是男生這麼會念書,就要送出國了,就連外公也曾透露,如果她有意出國留學,可以「幫忙」。但彼此心知肚明,孫子和孫女的差異,就是全額支付或部分貸款的距離。

「次等」造成的傷痕,讓李屏瑤從小就厭惡自己是女生,直到高中就讀女校,她和同學一起嘲笑暴露狂,漸漸理解,很多性別規則是可以打破的。同時,她也意識到自己喜歡女生,「這件事很可怕,社會對女生的標準很多,其中一項是嫁個好老公,當我知道自己無法『嫁人』,突然覺得反正這條路上的所有規則我都無法達成,不如就不要管那些規則。」就像轉到最緊的發條瞬間放鬆,在那個追求自我認同與性別認同的年紀,李屏瑤接受了自己是女生。


這對她來說並不容易。畢竟她剛從地獄般的國中生活逃脫,除了有篤信佛教的老師說上輩子修行不夠這輩子才會當女人;或是當著眾人的面,突然朝她留著短髮的後腦杓「巴下去」的訓育組長;又或者為了明哲保身,自暴自棄留起瀏海中分、清湯掛麵的好學生髮型。那個戴著金框眼鏡、眼神死氣沉沉的她,也曾為了融入班上女同學,當大家聚在一起談喜歡的對象時,她也努力選了一個不那麼討厭、功課還好的男同學,認真扮演一個偷偷暗戀、卻無法得到回應的普通女生。然後國中這關就「pass」了。

一直要到出了社會,李屏瑤才真正有被釋放的感覺。忙碌的廣告業讓她有了在外租屋的理由。雖然只是兩三坪大、沒有對外窗的小雅房,卻是她一方新天地,「可以大聲放音樂也不會有人來敲門,可以自己決定吃飯的菜色、幾點洗澡睡覺,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她笑著說。

後來,她也不像小時候那麼討厭裙子了,曾經她只在意裙子的「女性符碼」,現在她能看見剪裁適不適合自己。對於曾在公開場合被反同團體批評「不男不女」,她也覺得好笑,「不男不女有什麼好罵?這不是很好嗎?我位於中間,兩邊都可以選。」

李屏瑤樂於挑戰社會性別的認定,這兩年還開始自稱美女作家。「國高中時,我都被叫弟弟,早餐店阿姨就叫我帥哥。出《向光植物》後,陸續有演講邀約,但我沒有被放在女作家的行列,只被放在同志作家,任何以女作家為主的活動都不會邀我。」她決定面對自己的「卡卡人生」,用標籤來混亂標籤。

有人問我性別認同是T還是婆,我就回答,我是正妹啊!過去會有這些標籤分類,是因為同志都還在尋找認同,現在已經指認出方向、確立領域了。『我是女作家,也是美女作家』講久了,以後有人在網路搜尋美女作家,就會跑出李屏瑤。可能會有點困惑,但這個標籤就有機會動搖、失效。」她說,這是她要打下的一關。


李屏瑤小時候不是這種戰鬥的性格,可是成長過程她看著媽媽、阿姨、上一個世代的女性因為性別有各種委屈,甚至朋友的母親選擇吃齋唸佛,以「還業障」逃避家庭問題,她意識到:如果也乖乖當個安安靜靜的女生,下一個吞下委屈的人就是自己。「然後我就變得很會嗆聲了!」她認為,如果能意識到這些性別問題,就要懂得做出自己的選擇。而她就是選擇為了同志權益、婚姻平權走上街頭,公開呼籲提高文字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在書中,她也直言,希望劇場前輩能將資源做更合理的運用。

「大家就能力所及把事情做好,如果這個產業,寫作、接案、廣告都這麼慘了,為什麼還要弱弱相殘?可以掌握資源的人為什麼不營造出好一點的環境?而是要後輩靠著裙帶關係搶資源。既然我們這一代,遇到產業大轉型的這十年,有新媒體、新接案模式、新工作型態,我們真的不用那麼怕。」李屏瑤說。

不怕出頭,也不怕和別人不一樣,她笑說這是獨生女的能力。比如她小學曾是被排擠的轉學生,全班都不和她說話,她就在每一堂下課往福利社報到,逐一拿起每一種文具仔細研究,上課鐘響再回教室。又因為複雜的家庭背景,她明白每個人的每個選擇都各有考量,例如有些同志沒有出櫃,無法在同志運動現身,甚至不敢在她的粉絲頁按讚,深怕家人察覺其性傾向。「既然我沒有這層顧慮,我就很願意為那些沒辦法站出來的人發聲。」


直球對決是非常痛的,卻也是李屏瑤唯一的生存之道。就像,她花了好幾年出櫃才和媽媽走到現在這個階段。起初,媽媽拒絕接受,總含糊帶過,好不容易接受了,仍希望她不要「拋頭露面」,別讓親戚知道;沒想到,這道防線也突破了,現在,媽媽只會淡淡地問:「下雨了,你真的還要上街?」李屏瑤說,「如果不直球對決,臺灣人可能就習慣忍吧,事情雖然會慢慢過去的,但結永遠無法解開。我寧願撐過一段劇烈的陣痛期,也不要長長久久忍耐下去。

父母離異後,跟著媽媽搬回娘家的李屏瑤,一直覺得在那棟全是親戚的公寓裡,自己就像是一處違章鐵皮屋,在隨時會被「查報」的風險長大。寫下《台北家族,違章女生》,是在跟自己過去心中的違建斷捨離,她不是青春燦爛的20多歲,也不到回顧人生的50、60歲,但正是最適合整理內心的時刻。她想讓那些不同於偶像劇戀愛情節或言情小說設定的女生知道,「活得卡卡」的人其實很多;讓曾遭遇性騷擾的女生知道,沒和父母求助不是自己的錯,是因為這個世界太不安全;讓懷疑自己「不正常」的人、為了出櫃與否煎熬的人知道:「你能走過去的。」還有,女生真的沒做錯什麼事,只是不認輸,希望被公平對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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