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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專訪《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我期待做一齣讓觀眾沒空滑手機的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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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真相,找到動機,就不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真相永遠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如果殺人犯和他們的家人都不用負任何責任,那我們家天彥算什麼?

──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和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那我兒子呢?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今年一月,《我們與惡的距離》預告片在臉書釋出後,觀看次數已衝破百萬,面對觀眾熱烈的好評與分享,讓編劇呂蒔媛在特映會上忍不住說,「好焦慮!我本人作戲從來沒被這麼矚目過!」放映時,隨著角色逐一出場,快節奏的劇情推進,啜泣聲開始在影廳此起彼落……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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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蒔媛曾以電視劇《牽紙鷂的手》(2010年)與《出境事務所》(2015年)兩次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她的作品向來有社會寫實基底,如《牽紙鷂的手》以中輟生為題,《出境事務所》則以生命禮儀公司為本。2016年,公視邀請呂蒔媛開發劇本,她原本計畫以八仙塵爆為題,後因此案與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合作,將新聞事件與網路留言的大數據分析做為編劇參考,考量到戲劇的衝擊性,她在過程中將主題轉向無差別殺人事件。歷經一年多的準備與撰寫,於2018年完成劇本,而後由大慕影藝投案,接下製作拍攝重任。今年三月,《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眾所矚目下即將開播。

呂蒔媛決定題材時便確定故事的雙線主軸,一是無差別殺人事件本身,二是思覺失調患者的發病過程。她解釋,「犯下無差別殺人的加害人一般就是兩種,一類無法確知原因,另一類可能是因為精神疾病。我從這兩個方向去構思,也是想知道這個社會能否了解這些角色。」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一樁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判決結果揭幕,事件中的相關角色一一出場,律師、家屬、加害人、媒體、社工、心理師……,本劇不僅刻劃了他們在「案件」中的位置,也細緻處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做為一般人的矛盾時刻。呂蒔媛把「被害者家屬」和「加害者家屬」並置在同一間辦公室,一是主管,一是下屬,她要問:「你覺得他們有可能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嗎?

為了這些角色,呂蒔媛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從訪談、跟庭、找書看,也參加相關座談會。劇本籌備期間,她訪問了40多位專業工作者,如律師、法官、立委、精神科醫師、精神鑑定醫師、各類媒體人......等等,「訪了一輪後,我發現無法寫出十種角色的角度,就更確定了我最原初規劃的那兩條線。」她將所有訪問整理成逐字稿,彷彿祕笈,寫作卡關時就拿出來翻,或提供給演員做為角色參考。

過程中,還是有些角色無法靠採訪獲得進一步的理解,比如受害者家屬或精神疾病患者,她便藉由閱讀更貼近一些,她的參考書單就有好幾十本,例如由「神戶少年殺人事件」被害者家屬撰寫的《最後的生命力量》,或廢死聯盟出版的《隱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內話》,以及《反社會人格者的告白》《熔爐》《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等書。這些準備工夫,為她要訴說的故事鋪墊了現實的基底,讓每一句台詞都有跡可循。

這齣戲角色眾多,節奏明快,幾乎無時無刻都在上演各種衝突。呂蒔媛設定角色時便為他們安排不同的意識形態,讓觀眾在不同人物視角之間穿梭,進行思考的拔河,「例如賈靜雯和溫昇豪飾演的這對夫妻就是不同立場的媒體人,一個在主流媒體,一個在獨立媒體;飾演法扶律師的吳慷仁,對於死刑及殺人犯的觀點就是跟他老婆不一樣,這樣才能產生衝突和對話。」她尤其留心的是,盡量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突顯彼此的差異,讓觀眾從「人」的狀態去同理每個角色的處境。

另外,她也刻意避開詮釋加害者,「我希望觀眾自己去找原因,而不是讓這齣戲給一個原因。」導演林君陽在宣傳短片中提及,他設定這是一齣療癒的戲,呂蒔媛也希望呈現當悲劇發生後,事件裡的所有人該如何走過往後的日子,「已經造成的傷害不可能停止,那我們要不要學著去面對,接住這些受苦難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賈靜雯飾演的受害家屬是一位電視台新聞部主管,劇中亦有相當篇幅描繪新聞台的運作狀態,劇組為此打造了300坪的場景,寫實呈現新聞製播流程。不過,這對劇作家來說其實是個難題,編劇前,呂蒔媛僅有一次機會能夠進入商業新聞台實地觀摩,「我很想知道新聞台內部是怎麼運作的?遇到大事件時怎麼處理?那裡面有沒有一些反省機制?」礙於田野的機會有限,劇本完成後則靠顧問協助把關。

另一個挑戰則在如何呈現精神疾病?她說,「我們對於精神病患的一種刻板印象是:他們發飆時就是『拿刀子』。我不要重複這個印象,但如果在戲中他沒做出超脫常軌的事,觀眾要怎麼意識到他生病了?表演上到底要怎麼呈現呢?」呂蒔媛一方面掛心著不要讓真實生活裡的患者因這齣戲被貼上標籤,受到二度傷害,一方面要帶觀眾直視患者的日常,那是普通人難以想像的困境。好比,她在劇本寫了強制就醫的病患被救護車送走的過程,在康復之家工作的顧問便告訴她,「這個場面很重要,那就是他們的日常,這個『送走』的舉動會讓整棟大樓都知道這一家有個精神病。一旦被貼了標籤,就可能導致日後家屬或其他住戶要不要搬走。

而這場救護車戲碼,也被劇組稱為「史上最過分的(三角形)」之一,是劇本裡標示「動作」的符號,提到這些,原本聊著嚴肅話題的呂蒔媛,忍不住笑說,「我這個劇本裡有幾個很過分的,這是其中一個,我可能只寫一句『警車、救護車來到樓下的混亂,鄰居、路人側目』,但整個劇組就要搞一個晚上。或是第一集的第一幕,我寫『一排SNG車』,劇組就得去張羅7台車來,因為台灣重大新聞現場會有7台。但這些都是二、三名啦。第一名是『輪椅籃球賽』,加害者李曉明的父母去陪伴一些被他兒子傷害過的人打球,其實只是小小一景,但又整死了劇組……」


開播在即,呂蒔媛難掩緊張,她坦承自己是個沒什麼耐性的人,通常台劇八點檔一集戲的場次約30場,《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每一集都塞了38到40場,只為讓節奏更加緊湊。

最後,問她最想透過這齣戲做到什麼?呂蒔媛說,「我期待做一齣讓觀眾沒有空檔滑手機的戲!讓每個觀眾在戲裡都可以找到一個詮釋的角度,打開對話的空間,畢竟,對話也是需要學習的。」而觀眾在看了戲之後,如何衡量我們與惡的距離,亦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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