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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炸觀音像、出家人齊唱紅歌之外,中國如何開放又掌控宗教發展?──專訪普立茲新聞獎得主I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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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訪《中國的靈魂》作者張彥(Ian Johnson)後幾週,中國政府在河北炸毀巨形觀音像。一如張彥所預言的,「宗教在中國會持續的發展,但也會遭遇到一些矛盾。」而這樣的矛盾不只是炸觀音像這種表面的衝突,也不像是在網路上見到中國尼姑、和尚集體唱紅歌的獵奇景象,「(和尚唱紅歌)這種事是很特例的,在中國並不是普遍的事。」

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張彥曾任《華爾街日報》記者,2001年以報導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獲得普立茲新聞獎,最近出版的《中國的靈魂》則是以中國近十年「宗教復興」現象為主題,「我很好奇,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的信仰狀況還剩什麼?」他對宗教採取較寬鬆的認定,將氣功、國學、民間信仰都納入範圍,「習近平一心想回到過去那個『好』的共產黨社會,宗教就是能控制社會的工具……但又不是完全的工具化。

信仰無神論的中共政權,「神」卻是一直以不同的型式出現在中國社會。張彥在書中爬梳晚近中國的宗教狀況,例如,1949年之前,共產黨為了打贏國共內戰,拉攏各宗教人士,並於建國後設置五大宗教協會,將一切宗教事務、人事安排都受「黨」的指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宗教受到迫害,文革結束後,由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1982年主導的「中共中央19號文件」表明,尊重宗教信仰,官方態度是「原則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宗教信仰開始出現復甦。

張彥引用人類學者陳南西(Nancy Chen)對中國氣功的研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痛苦過去之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心理釋放,人們在公園、廣場、自家後院盡情哭喊大叫……氣功釋放了中國的靈魂。」這股氣功熱,在1999年取締法輪功後嘎然而止,廣場上集體練功的人群消失了:「政府在公共空間架起了各種廉價的運動器材,並豎立一塊『科學運動』的告示牌。」


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張彥在《野草》一書呈現當下中國荒謬的法律體制和維穩制度。其中一則故事主題為法輪功。

氣功真的消失了嗎?「現在不叫氣功,叫內丹。」張彥自己也練氣功,問他有效果嗎?「對我是有用的。」他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曾在台灣學中文。「我原本想寫一本道教的書,但後來發展成這樣了。」

《中國的靈魂》探訪了北京香客、基督教、儒學、氣功等不同主題的「信仰」,書中聚焦在漢族信仰,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常事涉族群認同等問題,是另一個議題。就算不談少數民族,光是中國漢族有宗教信仰的人,就高達3億人。

「我22歲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廟裡拜拜的人不多,但這幾年很明顯感受到拜拜的人多了很多。」張彥在北京那些年,見證了宗教的復興過程。那麼,之前「沒有信仰」到底對庶民社會有什麼影響?他提到一個醫生家庭,因為沒有宗教信仰,不知怎麼辦喪禮,父母過世時,草草入葬。近十年,因為有了信仰,他們重新將父母從墓地挖出,重新做儀式安葬。

無宗教的影響,不僅只在葬禮,整個社會集體心靈更是一種茫然。「以前,中國人覺得有錢,生活就會快樂,但現在有錢了,為什麼還是不快樂?」張彥提出這樣的觀察:「繁榮的新時代中,卻隱藏一股憤怒與暴力的暗流,人們在網際網路上更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他引述北京大學倫理學者何懷宏的說法:「野蠻殘忍層層堆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張彥說,「宗教在思考唯物主義有長久的歷史,至少提出了某種解釋,人們可以在這裡找到安頓心靈的出口。」然而,處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空之下,宗教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出現,好比媒體報導盛大的廟會,只強調這是「文化、傳統」之美,避開信徒膜拜的畫面,不談活動的宗教性質。

他也引用美國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Kuhn)的知名研究《叫魂》,做為理解現今中國宗教狀況的例子。《叫魂》研究題材是乾隆年間,發生在江南一帶的妖術恐慌。何以在乾隆盛世、富庶的江南發生這種莫名的宗教恐慌?研究結論是,當時(1768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商業力量興起,固有的農業社會價值開始瓦解,加上政治上由少數滿人統治多數漢人,社會充滿了焦躁不安,是「中國近代悲劇的前夕」。

清朝中葉與現今的中國政權有相似的困境,同樣是面臨貧富差距統治危機價值真空的時代,宗教於是成為人們的心靈出口。

「有的人排拒組織性的宗教團體,而是自我修練,像是氣功。氣功是一個三不管的灰色地帶。有的人則是追求孔孟以來的儒家『國學』,」張彥也探訪了「國學大師」南懷瑾,不過他指出,「南懷瑾談的國學是一種簡化式的,講儒家只談階層與服從,卻不談儒家質疑權威的部分。」張彥認為,薄熙來與習近平都看出中國社會「價值中空」的問題,前者以唱紅歌、頌揚共產主義,企圖回到堅定信仰的毛澤東時代,而後者則巧妙將共黨的傳統融入中國傳統遺緒中。

國學只談服從、君臣之別,民間信仰已被侷限在賑濟、送終、宣揚傳統文化的美好。於是來自西方信仰的基督新教,成了中國政府最忌憚的宗教之一,中國目前約有6千萬名基督徒,2030年估計信徒將達1億。張彥說,「有人是在宗教裡找到一個安頓自己的出口,但宗教也讓一些人投入社會運動。


中國維權人士有極高比例為基督徒,才在2018年12月入獄的王怡原本是人權律師,後來在成都創辦秋雨教會,有自己的神學院、托兒所和小學,最後因串連其他教會而遭逮捕,「中國最大的NGO組織是教會。一個教會領袖能影響的人,可能比當一個維權律師還要大。

中國的基督新教會有比政府單位更透明、有效率的財務狀況,甚至有些教會還能進行有意義的選舉。王怡接受張彥的採訪也表示:「自由民主的制度肯定是符合《聖經》的……如果上帝願意,祂可以容許祂的孩子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下,但仍可以愛他們,使他們仍然可以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即便政治的陰影揮之不去,張彥跟王怡一樣,有類似的看法:在此刻中國做為一個教徒仍是「幸運」的,在不安的時代,至少宗教提供了一個他們靈魂的安頓之處,「近十年的開放,政府是想利用宗教維持自己的政權,但那些教徒、香客們也不是那麼笨,他們都知道,於是也在利用這個『有限度的開放』做自己想做的事。」張彥還歸結,過去中國的維權運動多半強調個人權益的爭取,諸如租稅不公、反對拆遷,甚少檢討宏觀的意識型態,也不奢求改變體制,而宗教卻開始對這個社會價值做了系統性的反省。

張彥更進一步,用一個更鉅觀的角度來看這十年的中國宗教復興,「現今的世界,發展得太快,賺錢是不公平的事,人們體會到制度不公,這種焦慮反應到政治上就比如英國脫歐、歐洲右翼興起、美國川普當選。而中國的宗教復興,也是一樣的集體焦慮。」更特別的是,這種焦慮不僅是人民對社會機制、由下而上的焦慮,同時也是中國政權對自身治理、由上而下的焦慮。這是在炸觀音佛像之外,沒有被看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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