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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重點不只是『橋』,還包括橋下的水。」──專訪朱薩克《克雷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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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定的時間前,朱薩克(Markus Zusak)左手肩著背包,右手拿著冰棒,彷彿也像個鄧巴家的大男孩,緩緩從書中走來。這是他第二次訪台,台北書展的周末,他馬不停蹄的演講、受訪、為讀者簽書,隨行的編輯說,排隊的讀者非常多,他一簽便是三小時,一個都不放過。

克雷的橋

克雷的橋

13年前,朱薩克的《偷書賊》在全球銷售超過1800萬冊,為他累積大量書迷,這13年之間,他專注書寫第6部作品《克雷的橋》。他凝心打造一部當代史詩,故事以鄧巴家五個兄弟中的老四「克雷」為主角,他沉默寡言、毅力驚人,全書便以他要去造一座橋為懸念,鋪展出鄧巴一家人(與動物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克雷的橋」既是一座溝通之橋亦是彌補之橋,濃縮了澳洲這個移民社會的心靈風景。

一個小說家如何花了13年僅創作一部作品?對他而言,這是一場自我超越的旅程,故事之後仍有故事,無論在現實或創作的世界裡,時間都被延遲了,這本花去他四分之一人生的小說,魅力何在?

Q:您曾提到早在20歲時就有了《克雷的橋》這本小說的想法,直到2018年終於出版,請聊聊這個過程,其中的重要轉折是什麼?

朱薩克:最重要的轉折發生在我寫這本書的第10年。2016年時,我太太要我暫時放下這本書,那一個多月是我十年來第一次完全不去想這本書,我開始寫另一個短篇,但心裡很空虛,逐漸意識到《克雷的橋》才是我的一切,我非常想要回去寫它。回來後,我用一種全新的態度面對這本小說,重新審視每個章節、每個句子到底是活或死,並重新揀選是否留下。

我過去在寫《克雷的橋》前四部時,因為擔心這本書可能篇幅過長,想要縮短一點,所以每個章節都變得有點像在講大意或摘要,反而失去風格,沒有生命力。所以那時我做了一個決定:讓情節活過來,不要擔心是否太長。我重新整理時就加入了一些細節,例如鄧巴一家吃飯時,兄弟們吃得全身髒兮兮,他們的媽媽就叫他們直接脫掉上衣吃飯,這些都是我覺很有趣、具有生命力的橋段,我想讓這些角色活過來。

雖然是太太逼我的,但那陣子的休息對我幫助非常大。把這本書從我的生活抽出來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愛這本書,甚至,有多需要它。

Q:既然創作時間那麼長,您在哪個時刻才感覺到它「完成了」?

朱薩克:其實到現在我也不覺得這本書完成了。它占據了我人生四分之一的時間,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寫完後很想念這些角色,甚至有點難過。這陣子我到各地宣傳這本書,談起故事某些片段時,情緒還是會湧上來,這就是我喜歡寫作的原因,作家彷彿活在兩個世界,一是真實世界、二是小說中的世界,小說中的許多片段我都感覺親臨現場,彷彿與他們同在。


Q:能否談談這本小說的結構如何設計?多年的寫作過程中,結構曾修改嗎?

朱薩克:這本書圍繞著克雷,但一開始克雷並未出場,小說開頭是離家許久的爸爸返家,讀者會在第一部中慢慢發現這兩個角色愈來愈接近,第一部即將結束前,克雷才說了第一句話。

我花了很長時間構想第二部的開頭,本來應該要讓讀者看到克雷說了「嗨,爸。」之後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但我讓時空來到二戰後的東歐,媽媽潘妮洛普出場,此後,這本書就開始有了現在的結構,讓「過去」與「現在」交替。

就像克雷造這座橋的過程,我們的現實人生也是不斷地堆疊。這本小說的結構就像潮汐,不斷交替,克雷的人生一直往前,但家族的過去卻會不斷浮現,在交替的過程中,我們會愈來愈明白這家人發生過的故事。這本小說的重點不只是橋,還包括橋下的水。人生也是如此,我們都帶著過去的故事持續向前,父母的故事也是我們的一部分。

Q:小說以五兄弟中的大哥「馬修」為敘事者,開篇便精彩地展示了一種「青少年語調」,您如何揣摩語氣?如何為這本小說找到敘事的聲音?

朱薩克:我的確花了一些時間思考誰要當這本小說的敘事者。一開始其實是位叫Maggie的小女孩,設定是克雷的女友凱莉的妹妹,但我總覺得不太對,又試了鄧巴家每一個兄弟,甚至試了媽媽潘妮,但媽媽已經死了,我不可能重複《偷書賊》的手法(按:《偷書賊》的敘事者為死神),當我試到馬修終於覺得對了。我認為馬修是個負責任的哥哥,他對這個家庭負責,所以他有責任講述這個故事。

如何找到對的「語調」,確實是這本小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我並不希望他聽起來像個青少年,馬修沒有念完高中就直接去工作,但他讀了很多書,所以我希望他有一種特別的講話方式,他不會使用艱難的字詞,而是非常獨特的字。馬修其實很像我,我寫作時也不用艱澀的詞彙,但我希望用想像力把簡單的字詞用突出的方式組合起來。

馬修之所以有這種敘事或寫作風格,一方面是他對克雷的愛,當然也受到媽媽的影響。潘妮帶著《荷馬史詩》來到澳洲,五兄弟也讀了這些書,所以他的寫作富有詩意,也有韻律,馬修在描述這個故事時所做的一切決定及用字,什麼時候要切斷句子,都受到《伊利亞德》《奧德賽》的影響。

Q:為什麼是這兩部史詩呢?

朱薩克:《克雷的橋》其實就是個史詩,我們可能覺得自己的人生很平凡,但也有很多不凡的時刻,史詩就像一面鏡子,可以映照出這些東西。它也幫助我傳達出另一個想法,無論是閱讀、寫作或創造藝術,都非常自由,無論你住在哪或成長背景如何,都可以喜愛書或寫作。你可能覺得鄧巴這家人好像活得很野蠻,不可能受到文學這麼大的影響,但我們無法以相貌來評斷個人。


Q:您寫這本小說前做了哪些準備工作?是否讀了哪些歷史資料?或旅行?

朱薩克:寫這本書之前我真的下了很大的準備功夫。我去義大利看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去法國看了加爾水道橋,也看了賽馬比賽,我也抓緊機會參觀各式各樣的橋。雖然這本小說不是要教人怎麼造橋,或鑽研造橋技術,但我覺得作者懂的必須比寫出來的更多。這本書出版後,我一直在等有人跟我說:那座橋根本不可能造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座橋不只是用石頭搭建的,克雷把自己的一切都放進去了,他創造的是一個奇蹟,這也是為什麼洪水來襲時,這座橋還能屹立不搖。

其實在做功課的過程中,我最喜歡研究米開朗基羅的作品,若你去看《大衛像》,可能不會注意到雕像旁邊的作品《囚徒們》,這些囚徒都是未完成之作,他們好像還被困在大理石裡,還會繼續在那掙扎好幾個世紀。我很喜歡這樣的故事,你必須經過這些囚徒們才能看到大衛像,很多人可能會忽略,要做出大衛像這樣的作品之前,得先經過囚徒們那樣的過程。

這個點子很適合這本書,因為克雷想要做到的事情非常偉大,但他畢竟是凡人,也了解其實做不到那麼完美的東西。他接受自己做不到某些事,卻還是去努力達成,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克雷想創造奇蹟,但他最後並不擁有那個奇蹟。


大衛像與囚徒們,佛羅倫斯學院美術館藏。(圖片來源 / Galleria dell'Accademia)

Q:為了處理媽媽潘妮的故事,您是怎樣構思的?

朱薩克:我太太在6歲時從東歐移民到澳洲,她的父母是波蘭人,我岳父是個非常安靜的人,他就是潘妮父親的原型。我以他們的經驗為本,再去做堆疊,那時我就決定加入學鋼琴這個元素,父親用雲杉樹枝打潘妮小手的片段,他握住女兒的手說:「可以了,犯錯狂。」──這是我第一個寫到有情緒、眼眶泛淚的時刻。

我很喜歡一個概念是,這個故事場景在現代澳洲,潘妮的爸爸卻從未踏上澳洲土地,他是一個那麼遙遠的角色,卻不斷影響著這整家人。故事的最後,可以看到大哥馬修在教他女兒彈鋼琴,承接了潘妮的過去,我們人生的故事其實從我們還沒出生的時候就開始了。我現在想起來還是情緒有點激動,當馬修教女兒彈鋼琴,女兒問他能不能再講一次潘妮和克雷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迴圈就完成了。



 朱薩克作品 

克雷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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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書賊(25萬本紀念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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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信人(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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