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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錄」到「回憶錄」 ──十一月選書《余英時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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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回憶錄(平裝版)

余英時回憶錄(平裝版)

這部<<回憶錄>>並不是我自己最先發願撰寫的。它的起源有一段曲折的歷程,必須先交代出來。

二〇〇七年深秋,廣州李懷宇先生初訪美國,即到普林斯頓來訪問我。這是我們事先在電話中約定的。他告訴我,他早已讀過我的文字,一直希望有機會和我作較長時間的談話。那時他還是報刊記者,以訪問學術和文化界的前輩,著稱於世。他的多種訪談論集已廣為流行。見面之後,他立即向我提出一個請求:希望我能多給他幾天的時間,使他可以對我進行比較詳盡的訪問。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一方面,我不去中國大陸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他沒有見到我的機會;另一方面,他這趟訪美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遇,重遊則渺不可期。他的敬業精神和懇切的態度深深感動了我,於是我一諾無辭答應了下來。

懷宇訪問我不止一次。第一次我們好像談了三、四天,每天他來我家,盤桓大約四、五小時,把我們之間的問答和討論都一一錄音保存了起來,以備回國後整理。接著他和其他華裔學人有約,便離開普林斯頓去訪問他們。由於訪問的對象都是我認識的朋友,他在訪問中自然而然地和他們談論到我,因而收集到更多的關於我的資料。所以訪問告一段落之後,他又重來普林斯頓,要我對他新獲的資料加以印證。我已記不清楚他先後來過普林斯頓多少次,但他在訪問歷程中所表現的嚴肅和認真,大致如此。

其次,我要談談我們對話的範圍和主要內涵。最初我假定懷宇大概關注的是我對大陸現狀和未來可能發展的看法。不料他一開始便從我的童年問起,然後順著時序,一路追詢到眼前。但是訪談並不是一問一答那樣簡單和直接,遇到人物和事件,他覺得如須進一步澄清的,懷宇便停下來從各種角度提出問題,逼著我從記憶深處窮源竟流,重構往事,然後再展開討論,直到我們都感到滿意為止。我們在這一方面所費去的時間往往超過一般的問答。但我也必須指出,懷宇的窮究不捨對於我記憶力的恢復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許多久已忘懷的事竟都在這種窮究過程中復活了。

第一天訪談下來,我已明確地意識到:我們所做的是一種「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我一向沒有寫自傳的願望;當時口述歷史雖很流行,對我也不曾有過吸引力,但感於懷宇的滿腔熱忱和充分準備,我終不忍掃他遠來之興,別提他議。而且我原想到,趁這個機會為自己留下一部比較可靠的生命紀錄,也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至於是否公之於世,則不妨留待將來再行斟酌。

最後我要鄭重介紹一下訪談所寫成的文本。懷宇回到廣州以後,開始根據錄音撰寫「談話錄」。但他不是僅僅把我的口述錄音轉化為文字而已。事實上,他先做了許多擴大材料的工作,包括廣泛閱讀我和師友輩的撰述,因為其中往往保存了有關我的往事記載。在這一擴大的基址上,他建立起一個比較廣闊的歷史脈絡,然後才將我的「談話」順理成章地安排在內,因此讀來如行雲流水,暢通無阻。

懷宇先後寫過兩個「談話」稿本。第一稿分上、下兩篇:上篇十章,大約十二、三萬字,主要是我的口述紀錄:下篇是他自撰的<<小書齋雜記>>,分為二十個小題目,根據「談話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對我個人作比較親切的介紹,大約也有六、七萬字。我們之間本有一個約定:訪談稿必須經過我審閱和改過之後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問題。所以他初稿寫成之後,立即如約寄來。但我當時正忙於著述,無暇全力及此。為了不讓懷宇久等,我將增改的前面三章先寄還給他,請他斟酌。不料我的增改引起了他重寫全稿的興趣,竟將口述部份擴大成二十章,比初稿詳盡多了。他希望我將全稿增改以後,再由他整理一過,寫成定本。

但這時我對這部談話錄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的問題,感到有鄭重思考的必要。我的主要考慮是這樣:如果依照懷宇的計劃,他最後寫出來的將是一部翔實而生動的「口述自傳」,書稿既化去如此巨大功力,而且又已獲得允晨文化公司的熱心支持,完成之後自不能置之高閣,緊接著的下一步當然是印成專書。問題便恰恰發生在這裡。上面已提到,我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我想極力避免的,一再思慮之後:我想到另一種敘事方式: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變為「回憶錄」體。換句話說,這是將訪談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轉換為七、八十年來我個人所經歷的世變。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也是這部訪談稿的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懷宇的第二稿已提供了一切基本的原始史料,我祇要轉移重點,再補充一些訪談所未及的細節,便可以將「口述自傳」改換成我構想中的「回憶錄」了。懷宇非常大度地同意了我關於轉化重點的提議,於是我才開始這部「回憶錄」的撰述。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回憶錄」既同樣建立在懷宇第二稿的基礎之上,它當然也必須包羅在「口述自傳」的範疇之內。所以追究到最後,「回憶錄」和「口述自傳」之間祇能理解為部份與整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份。

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讓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蒯因(Willard V.O.Quine,1908-2000)和懷特(Morton White, 1917-2016)同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不但共事二十多年,而且思路一致。兩人晚年各寫了一部自傳,前者是<<我的一生>>(<<Time of My Life>,1985>,後者是<<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1999)。這兩部書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合起來讀,我感到美國當時哲學界和一般學術界的動態已充分地展現了出來。我曾和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甚至處於大致相同的學術世界之中,平時又很注意他們的思想趨向。所以我敢說,我的讀後感是比較親切而深入的。這個例子使我相信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變愈能掌握它的歷史動向。這也是我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

最後我必須對廖志峰先生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他不但一開始便重視懷宇的「訪談錄」,而且一直關注著「回憶錄」在允晨的出版。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在今年九月中旬竟特別為此從台北到普林斯頓相訪。在兩個下午的長時間討論中,我們涉及了一切相關的問題,包括文本的校改、自序的長短、書式的編製、照片的取捨,以至下冊的撰述等等。我們一見如故,溝通流暢,在許多問題上都不謀而合,片言即決。這是我近年來和朋友聚會最感愉快的兩天。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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