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真相卻被解雇？韓國MBC記者為孩子寫下的新聞現場──阿潑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充電5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我第一次翻開《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的書稿，是在醫院候診室，因被診斷出惡性腫瘤，需要尋求手術意見。接下來幾周，我得不斷往返醫院進行各項檢查，每一次，我都帶著這份書稿。可以說，我是在醫院讀完這本書的。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

而這本書的開頭序文，即是作者李容馬（이용마）自陳因為罹癌，所以為兒子寫書。被宣判生命有限，面臨著難以預測的未來，他不免為兒子擔心，深怕兩個孩子在人生遇到難以抉擇的時刻，沒有可以傾談的人，所以替他們做好建議準備。

「當然，我在生命每個關卡做出的決定和判斷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想選擇的永遠是未來，而不是現在。在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脫離的現實中，卻想實現夢想，是我微弱的跳腳。事實上，對於今天面對未來要比過去任何時刻都覺得不安的年輕人而言，這種跳腳可能正在常態化。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因為自己沒有選擇沉默和順從，而是一直保有這種帶有激情的夢想，並可以示之於人，而感到自傲。」

看過紀錄片《共犯們》的觀眾，或可瞭解為何李容馬的文字帶著這麼高度的理想性──他過去是韓國公營電視台MBC記者，也是工會的宣傳局局長，在2012年時帶頭發動罷工，訴求新聞報導的自由與正義，《共犯們》即是KBS與MBC罷工紀錄，而影片最後，以李容馬罹患癌症與被解雇的結果作收，而他的那句「我們都沒有沉默」，幾乎為這個記錄片一錘定音。

影片中，關於李容馬罹癌之事，由工會前委員長鄭泳夏首先提及，當時他泫然欲泣：「他（李容馬）傳的簡訊上只寫著『真是的』。」這是一種無可奈何，但也必須接受。鄭泳夏等人前去探望李容馬時，他不好意思地道出自己正在為雙胞胎兒子寫書（即是現在出版的這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我們抗戰的意義嗎？我認為從記錄上看，起碼在這黑暗時期，我們都沒有沉默。」消瘦憔悴、白髮紛亂翹起的李容馬，對著攝影機回顧這段罷工的歷程時，平靜地說著：「單這樣看就有意義，當然，作戰這幾十年間，作戰的許多人，他們的青春歲月飛了，我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的犧牲，連我自己也一樣，但最少，我們在這段期間沒有沉默。」

南韓記者李容馬（圖 / 大塊文化提供 ©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

接下來緊接的畫面是2012年健康圓潤的他，在車上與戰友們前往法院聽宣判時的談笑風生，「沒關係啦，結果怎麼樣都還不知道呢。」影片中的結果是法院駁回檢方的拘票申請，這些人順利步出法院，卻都沒有復職，而鄭泳夏與李容馬甚至被MBC解雇。

但這並不能稱得上是「結果」，反而製造了懸念。生病又被解雇的李容馬後來怎麼了呢？我約莫跟他的後輩一樣，不太瞭解，為何「那些人」都好好的，而投入抗爭的他們到底做錯什麼事，必須遭遇這一切？

「我當然心有戚戚焉。然而這就是現實，又能怎麼辦呢？現實就是如此，無法事事盡如人願。」李容馬自己也很感嘆：「擔任記者，不論在公司或新聞採訪區都抗拒和現實妥協，總是咄咄逼人，也是如此。等到李明博政府上台，我選擇加入所有其他人都認為是死路一條的工會，仍然是為了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的人生卻要在此畫下休止符，實在難以讓我接受。」

但他卻不是消極沮喪地等待治療或一切的發生，做為記者，筆是他的生命武器，他寫下這本書，即是「找生路」：「我一向都是拋開自我來選找生路。至少我是這麼想的。然而這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要為了我的親人，雙胞胎兒子玄載和敬載，還有我的妻子尋找出路。我一定會找出這條路。我面臨的抉擇時刻比任何時刻都艱難。從住院接受治療的這個課題開始，我決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回歸原點。」

於是，李容馬從出身與家鄉開始寫起，但卻不是什麼「童年記趣」，而是藉著自己的背景，單刀直入說明韓國的地域情結，而這種地域情結又與政治派系與衝突直接相關，大抵勾勒出近代韓國政治簡單圖像。這種述說自己，並夾帶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國際評論的方式，即是這本書的框架與基調，而這種以「新聞／時事評論」訴說人生，或該說人生盡是新聞評論的樣態，也完全展現李容馬這個人的「記者魂」。

2017年3月11日，李容馬在第20次燭光集會中呼籲，應將檢察廳和公營廣播的人事權還給公民。（圖 / 大塊文化提供）

記者本就是歷史的記錄者。做為一個見證民主化發展與限制的記者，李容馬書寫自己，即是書寫自己所跑的新聞，而這些新聞串起來就是韓國近代史。換句話說，光是這個人，這本書，就足以快速且犀利地認識當代韓國的問題。但若非他這麼個懷抱社會責任、對未來仍有期待的新聞人，恐怕是無法這麼書寫的。

我有時會在上一輩的資深記者身上，看到類似的影子──他們確實見證過歷史、參與過歷史，也寫過歷史。在觥籌交錯時，他們會談聊過去、評論局勢，甚至引經據典，套用書本上的政治或社會學理論。即使現實不符期待，理想貌似遠去，新聞卻還在血液裡沸騰著。但在我這前後世代，鮮少能看到這種愛談「大義」，並將經驗化作理論實踐的記者了。

一個在國外讀書並關注社運的朋友，曾經向我感嘆上一代讀書多且扎實，自己有種難以追趕的沮喪，讀著《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我竟也有同樣的心情──李容馬幾乎跑過所有的新聞路線：警政、經濟、司法、文化、國際……與首爾市政廳，每一次他都從零開始，而後不斷累積，產生觀點評論，最後能產生一套政策或制度的改革建議。這多麼不容易，又多讓人羨慕。但更讓我佩服的，是他持續精進、反省語言能力，與對知識學問的積極。

雖說，李容馬大部分的理論養分，來自大學時的閱讀與讀書會，但從這本書中仍可看到他即使年過四十，還是挑戰自己，遠赴海外進修。而這種厚植在他身上的知識涵養，也就常在他的筆下浮現，他可以提到韓國獨立運動家、詩人尹東柱的《序詩》，也能提到司馬遷的《史記》。但最讓我驚訝的是，看到李容馬以「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做為台灣版的序言，這理論精準點出台韓兩國的問題與現況，讓我折服的同時，腦中也不斷搜索台灣有沒有新聞工作者也有如他這般的質地？

對於不熟悉韓國社會政治的台灣讀者，這些或許稱不上優點，因為資料議題太多，不容易消化，而文字恐怕也太直白，毫無文采可言。但正因如此，我會有些許感傷──這是一個性命無多的勇者，用文字在延展生命。不追究修辭與故事性的平鋪直敘，恰恰就是李容馬與時間賽跑的那一股腦的宣洩。而這些議題與思考，即是他大半生換來的累積，新聞即是他的生命。換個角度想，從這樣的人身上剝奪他所熱愛且投入的新聞工作，那麼，他還剩下什麼呢？

2017年9月李容馬接受《時事IN》採訪留下全家福（圖 / 大塊文化提供 ©시사 IN 신선영）

如此想來，因罷工而被解雇的處罰，對他而言是相當殘酷的。更不用說，他連陪孩子長大的機會都要被老天爺剝奪，卻還是不忘對社會提出期待與改革建議。不論什麼狀況，他都堅持著一份知識份子、真正的新聞人的理想與責任。

為什麼呢？

《共犯們》導演崔承浩採訪李容馬時，曾問他為何加入公會？跟別人一樣拒絕不就好了？李容馬想著，要是連他都拋棄工會，工會就會垮台，唯一的支柱就會倒下啊，但面對崔承浩這一刻，他不知怎麼回答，於是說：「因為我沒有那樣活過……」

「我四十九歲。我一直盡最大努力，讓自己可以不羞愧地活著。」在生死交界、充滿消毒藥水的白色醫療場域中，我讀到李容馬掙扎著是否直接告知母親這個噩耗，最後決定自己面對時，他說了這麼句話。看過幾部韓國罷工、社會議題、轉型正義的影片，聽聞他們強硬對抗政治暴力或權力的姿態，我總好奇為什麼這些韓國人能這麼「硬頸」？在李容馬的書中，我找到了一些答案。那是一種對「改變」的信念。

而MBC罷工事件，也於去年底迎來圓滿的結局。而我誠摯希望李容馬對抗病魔的這場戰役，也能獲勝。

\ \紀錄片《共犯們》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人崔承浩執導//

作者簡介

阿潑

追蹤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
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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