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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療傷,用話語奪權──讀《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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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2014年,21歲的娜迪雅(Nadia Murad,1993-)歷經全村男人被槍殺、13名親人陸續身亡、被伊斯蘭國(IS)的聖戰士當成性奴並多次轉賣,最後總算逃亡成功。

《倖存的女孩》是娜迪雅紀錄下這段過程的作品,但除了痛苦及逃亡,其中還有這種小故事:她從小愛漂亮,某次在牽引機後方堆乾草時身受重傷,昏迷不醒,母親夏美手頭拮据,卻還是去買了貴重的項鍊和手鐲給她,然後對著昏迷的娜迪雅說,「如果妳醒來,我就買耳環給妳搭配。

然而2015年12月,娜迪雅的母親卻在一個亂葬崗被發現,坑洞裡另外還有80名年邁婦女。得知母親已死去時,已逃至德國的娜迪雅才22歲。明明是一般人大學畢業的年紀,她的世界卻已經破碎了千百萬次。項鍊和手鐲還在,母親卻不在了。

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娜迪雅的悲劇成因錯綜複雜。她屬於伊拉克少數民族亞茲迪(Yazidi),亞茲迪被激進遜尼派穆斯林視為不信神者,IS更是在亞茲迪人不願改信伊斯蘭教後,對他們進行大規模種族清洗。男人的地獄是死亡,女人的地獄則是成為男人附屬物、被迫改宗、不停被強暴、不停被轉賣(有時直接在臉書上進行交易),再不停被強暴。

伊斯蘭國甚至有一本《對待俘虜和奴隸問答》,其中根據古老的《古蘭經》教義訂有明確的強暴指南,例如,「問:是否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答:若該名少女適合性交,則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但強暴還不是最終極的摧毀。最終極的摧毀有兩種:一是感覺自己永遠壞了,二是在極端環境下受到改造,以擁抱伊斯蘭國理想來換取一點扭曲的生存尊嚴。

然而即便先不談性暴力,女性光想在日常生活中掌握自己的身體就已無比艱難。根據娜迪雅的描述,亞茲迪教是封閉宗教,信仰者不得跟異教者通婚,因此,為了確保宗教的延續及壯大,再加上許多人生活貧困,所有母親都得多生孩子來確保「田中人手足夠」。娜迪雅回憶母親夏美時就曾提到:她生了10個孩子,實在不想再生了,但又不敢叫丈夫避孕,於是偷偷存錢買避孕藥;但三個月後,錢花完了,她立刻懷上娜迪雅。

相對於娜迪雅受到的直接侵犯,夏美遭受的暴力比較幽微。夏美是被父親送過去的妻子,她任勞任怨地生養孩子,也賦予孩子無盡的愛,卻沒有為自己身體發言的權力。但我們要注意的是,與其說這是亞茲迪教或貧窮的問題,其實主要還是父權結構的問題,畢竟就算是相對富裕的美國,現在也有以基督教為主的反墮胎勢力捲土重來。其實就連我國《刑法》中也還留著墮胎有罪的條例,是靠著1985年實施的《優生保健法》才得以將此後之墮胎行為視為「例外」。此外,父親看似為了家族著想而希望多子多孫,後來卻仍拋棄夏美,為愛娶了另一名年輕女子,導致夏美為了養孩子陷入極度貧困。娜迪雅深愛父母,也處處為兩人的難處及苦痛找理由,但以整體結構觀之,「宗教」與「貧窮」到頭來常常只是粉飾男人必須掌權的藉口。

此外,娜迪雅的慘劇即便讀來令人悲憤,《倖存的女孩》卻也讓我們看到,這種悲憤如何能被以父權結構為主的力量利用。2007年,一名亞茲迪少女想跟遜尼派穆斯林青年結婚,卻被父母召集一群人以亂石處死。這當然是亞茲迪信仰者的極端行為,但極端遜尼派穆斯林卻以此為藉口,指控亞茲迪教的人全是落後人種。兩邊人馬本來就已因為信仰不同累積不少衝突,此後更被激化浮上檯面,甚至還有極端遜尼派因此進行自殺炸彈攻擊,一次炸死400名亞茲迪平民。

於是性別悲劇被夾纏在種族、宗教及階級暴力中。當我們耳聞 IS會將同性戀者從高樓推下摔死,會將妻子關在家裡,甚至會將非我族類的女子擄來當性奴,並因此感到心痛不已的同時,卻也會聽聞美國總統布希在出兵阿富汗時,義正嚴詞地表示要將全身包緊緊的穆斯林女人從塔利班政權「解救」出來。許多什葉派、庫德族及亞茲迪的倖存者也加入討伐IS的行列,其中男女皆有,男人往往失去親人,部分女人也曾被擄去當性奴,其中動用私刑復仇者也不在少數。

因著這些暴力,女性受到性侵犯時的創傷更被進一步放大。比如娜迪雅淪為性奴後,使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因為亞茲迪教禁止婚前性行為,於是,IS成員便以此恐嚇性奴:「逃走也沒用,家人只會因為妳們沒了貞操不再接納妳們。」這是傳統社會以貞操恐嚇女性使用身體的強化升級版──女性身體不只得為了男性保有貞潔,還得開放成為操演國仇家恨的戰場。種族滅絕是第一層暴力,家人遭受屠殺是第二層暴力,身體自主受到侵害是第三層暴力。然而,男性受到的傷是勳章,女性卻必須以「誓死抵抗性侵」做為勳章,若是抵抗失敗或沒有抵抗,甚至可能被從婚家體系中驅逐。女性遭受的性暴力成為三層暴力共構的羞辱黑洞。

 


娜迪雅在聯合國呼籲國際救援伊斯蘭國受害者。(圖片來源 / 作者官網


當然到了最後,我們鬆一口氣的得知,亞茲迪的宗教領袖接納了所有因為戰爭受創的男女。但娜迪雅即便深深感謝宗教領袖的「包容」,卻也無法完全復原。她知道有些跟她經歷相同的女性去做了處女膜重建手術,也表示祝福,但對她而言,「一個『簡單的手術』怎麼可能抹去哈吉.薩曼多次強暴我的記憶,怎麼可能讓我淡忘他允許衛兵輪姦我,做為試圖逃跑的懲罰?那些侵犯造成的傷害不是僅在身體的某個部位,不是僅在身體,所以不是一項手術可以修復的。

所以她要反覆訴說。曾有研究指出,許多受性侵的孩子會在長大後出現性成癮問題,而有部分原因是:他們下意識想將自己陷入類似處境,並相信「這次我可以改變結果」。受侵犯者覺得自己的權力被拿走了,而對某些人來說,若要拯救被暴力噤聲的自己,就要拿回對整個事件的話語權。世界各地許多受侵犯者之所以保持沉默,正是受制於類似娜迪雅怕被社群驅逐的那種恐慌。他們怕被指指點點,怕被看不起,於是被二次剝奪了為自己發言的權力。

2017年底,伊拉克宣布消滅境內伊斯蘭國成員。故事卻沒有因此結束。娜迪雅還在救援戰爭中受創的婦女,還在為她們發聲。訴說跟復原都是漫長道路,但有時唯有不停地說,才能一次次從噩夢裡醒來,再一次次把曾被侵犯取消的自己養回來。

\ 人權律師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與娜迪雅在聯合國發表演說 /


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兩位得主。左:剛果婦科醫生穆克維格(Denis Mukwege),右:人權鬥士娜迪雅(Nadia Murad) 圖/The Nobe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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