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

　　〈青衣〉裡的筱豔秋，畢飛宇把她視為〈懷念妹妹小青〉裡長大的妹妹，京戲裡的水袖，在他腦子裡不時飄動，有時是稻草，有時是抺布；《玉米》他一點把握也沒有，沒人能理解那個寫〈青衣〉的傢伙，竟然反潮流「回到鄉下」；寫《平原》時他每天健身舉啞鈴，內外充滿力量，他終於找到和長篇很「般配」關係。《推拿》是因為健身受傷接觸盲人推拿，受到「何時脫離歷史腳手架」的刺激才寫出來的。
 
　　評論家張莉、小說家畢飛宇，透過這場極具邏輯的對談，梳理出畢飛宇的創作歷程、寫作理念。他們從成長談起，關於父親的邏輯教育、詩詞啟蒙，到閱讀知青文學、先鋒文學、哲學名著、中外名著對他產生的影響；畢飛宇也真誠分享了許多有趣、精闢見解，諸如成功拆解海明威小說脈絡的激動、從城牆磚頭靈光閃過找到中國歷史怪現象、批判與懷疑是小說家的氣質、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人物書寫觀念先行同等重要、汪曾祺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可學習模仿……這些經驗與理念，爆出了驚喜的火花，也讓人了解，他如何成為無法被定位、也拒絕被定位的成功小說家。
 
　　畢飛宇的成功，絕非憑空而來，他的養分來自大量閱讀、學院系統訓練，他長期關注社會與人，秉持著作家的社會責任，透過小說向社會表達他的批判與質疑。張莉的精心提問，畢飛宇幽默生動的答問，率真地展露他驕傲、刻苦、執著的一面，打破一般訪談式文章的生硬拘謹，不僅內容扎實飽滿，讀來格外酣暢痛快，且收穫豐盛。

本書特色

　　★從畢飛宇的學習、閱讀經驗談起，以及他對寫作的態度及理念，可稱為「畢飛宇的小說家養成之路」。

作者簡介

畢飛宇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曾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推拿》獲選為《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

　　著有《玉米》、《青衣》、《平原》、《造日子》、《推拿》等書。
 
張莉
 
　　河北保定人。學者，批評家。二○○○至二○○七年先後就讀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出版《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魅力所在：中國當代文學片論》、《姐妹鏡像》等專著。論著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婦女研究會第三屆婦女／性別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第十三屆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一四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等。曾任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現為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

歷史的腳手架
 
張莉─王彬彬在那個跋裡說，你對歷史特別感興趣。你早期寫作時對歷史的那種興趣到了執迷的程度。後來許多人覺得沒了，我感覺其實也是有的，你小說裡有一種強烈歷史感，到現在也是有的。
 
畢飛宇─我小說裡面歷史感剝離比較厲害的是《推拿》，《推拿》的歷史感沒有那麼強。這個是我的一個嘗試。對，一個嘗試，這個我要對你慢慢說。《推拿》的寫作是有精神背景的。你知道嗎，我跟陳曉明有一段很重要的對話，他在會議上重點強調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為什麼要說這個呢？曉明教授有一個看法，他覺得中國的小說家其實是有先天缺陷的，離開了歷史這個腳手架以後，中國的小說家幾乎不會寫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我和曉明爭論起來了。我的理由也很簡單，一九八九年，隨著「蘇東波」的解體，冷戰結束了，「歷史」似乎「終結」了，但是，對中國作家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而言，歷史終結了沒有？沒有。「冷凍的歷史」還在那裡。爭論規爭論，其實曉明的一句話還是說到了我的心坎裡了，那就是中國作家在離開「歷史這個腳手架」之後到底還能不能寫作。我是第一次對外界披露這個事情，為什麼我以前對媒體沒說呢，因為這個話題過於專業了。客觀上，曉明刺激了我的思考。
 
張莉─那是在寫小說之前就有的念頭嗎？
 
畢飛宇─有這個念頭。所以你注意到，在《推拿》這個作品當中，我也尋求一個極端，即便是有可能跟歷史有關的，我把他剝離了，我既然要嘗試一下，我就嘗試到底。《玉米》是標準的歷史寫作，面對的是文革，〈敘事〉面對的是家族史，《雨天的棉花糖》面對的越戰，《平原》複雜一些，面對的是反右和文革。《推拿》是一個沒有腳手架的作品。它是否成功，不在我的考量範圍裡面，我只是嘗試一下這麼做。
 
張莉─你和他討論是在什麼會議上，哪一年？
 
畢飛宇─二○○五年，在遼寧的錦州，一個長篇小說研討會上，他一上來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我，我那時候《平原》剛剛寫出來。
 
張莉─他是不是覺得，你《玉米》已經寫完了，怎麼又寫了一個和文革有關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