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備忘錄

序 袁瓊瓊

■ 滄桑
一
我母親和她的母親
兩個父親
故事
這麼遠那麼近
本事與電影
痛與傷
姊妹
我記得

■ 湯山新村
眷村過年
世界末日
狗言狗語
黑社會
身在此，魂魄在彼
我們的時代
涼阿涼
記憶阿記憶
在塞爾維亞
野餐

■ 習性
光
不乖
年景小記
歌
牙齒
記憶
時光備忘錄

序

　　記憶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我們自以為正確的記憶，時常是經過虛飾和扭曲的。關於我的眷村記憶，亦復如此。

　　數年前，我回到眷村裡的舊家。距離我十五歲離開這裡，已逾四十五年。

　　這四十五年中，我始終記憶著的，我從四歲生活到十五歲的這個家，在這樣長久的歲月中，並無改變。我父親親手砌的圍牆，牆頭的鏤空花磚，紅色的對開木門，院子裡的橢圓形花圃，水泥小道，甚至我父親手植的茶花 ----。

　　一切保持原狀，這原狀與我的記憶密合到不可思議的程度，甚至連茶花，都並沒有長得更高或更大；時空在此以奇妙的狀態重疊。身在過去的空間裡，我迅即回到從前，成為當年的十五歲女兒。當年之所以離開舊家，是因為父親去世，而返來的女兒，已經比當年逝去的父親年紀更大了。

　　在記憶裡，這棟狹長的屋子，分割成四間小房，我十歲的時候，父親在屋後加蓋了一間自成門戶的大房。這間房子最初是父母親居住，後來為了貼補家用，租給附近大學的的學生。其中一名後來成為我父母的義子，直到現在仍有來往。

　　這房子後來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裡，被回憶和描繪。無數情節在這房子裡進行，我在小說裡建構我的回憶，借給書中人使用。整整一年，我的舊居成為心靈之家，我和我的角色在其中進出，我的記憶完整而且鮮明，而且，我以為是正確的。

　　這次回到舊家，我發現存在我記憶中的，後院的屋頂陽台原來是不存在的。並且，不是四個房間，是三間。我同時面對了我記憶的不正確和符合著我的記憶的現實。而我的記憶，究竟是以什麼標準來扭曲我的過去呢？存留的是為什麼被存留？而遺棄的又為什麼被遺棄呢？

　　關於眷村的記憶，或著說，一切在歲月中被中阻的事物的記憶，我想都有這個問題，所謂的真實，往往只是有限的真實。而每個人又各自擁有不同的真實。

　　我對眷村一直有種浪漫的親切和孺慕，可能跟我尚未成年就離開眷村有關。那種年紀看世界是透過自己的生活狀態去看的。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幸福美滿，父母親給的關愛比限制多。我沒吃過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處。做任何事都有同伴，那時候好像任何地方都會有村子裡的人。你認識他們，他們認識你。這認識而且不是只對你個人，是包含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你的背景。因為生於，活於眷村，我們從小就不是 NOBODY。在那樣的年紀，我們覺得「全世界」都認識我，而我也認識「全世界」。

　　成年後遇到了一些人，聽他們講起眷村，發現他們體認的眷村和我的認知不一樣。有個朋友是這樣形容的：「眷村是長了毒瘤的母親。你不能不愛她，又不能不恨她。」與我母親談舊事，很奇怪，她的回憶與我完全不同。她對眷村的回憶不儘是美好的，並且充滿了不堪和痛楚。

　　眷村的生活沒有距離，對孩子而言，我們像是同時擁有許多的父母親與兄弟姊妹，我們常常吃在別人家裡，睡在別人家裡，自己的事被當作眾人的事，可以向每個人求助。但是對大人而言，這種生活表示沒有隱私。眷村裡串門子是隨時隨地可以行之的，家家門戶大開，除了晚上睡覺，沒有人關門。甚至也有人晚上開著門睡。我小時候最有趣的回憶之一，就是在中午大人打中覺的時間，跟小伙伴一家一家跑去看人睡覺，那真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我樂趣的來源，卻也是許多人最大的痛苦。眷村最多的是流言，每一家都有真實的和捏造的故事。大家在茶餘飯後傳來傳去，加油添醋。而傳言往往又反轉來影響生活。在眷村裡，萬一不幸成為了被評估的對象，日子是非常難過的。而村裡的三姑六婆最大的生活樂趣就是散播流言。

　　這種生活氛圍跟某些台灣小鄉鎮相仿。但是眷村的不同是人與人之間因為財產或地位所產生的階級來不及建立，又缺乏對於土地的共同感情。眷村裡人從四面八方來，除了別鄉背井，一無所有，全無共同處。而一無所有又容易產生一種悍然的理直氣壯，因為沒有什麼會失去。眷村的人全都失根，被截斷了移植到他鄉，某種程度的扭曲和變形幾乎是必然的。眷村子民的「無著落」感，可能要幾代才能夠消除。我們之所以強，之所以弱，其實都由來於此。

　　而悲哀的是，這是獨一無二的命運，從前沒有過，未來不會有。因此，眷村的經驗既不能承先，又無法啟後。眷村子民存在於歷史洪流中，每個人都是漂流的星球。

　　我不知道中國的千年歷史中有沒有過類似的事件。超過百萬人口的大遷移，與任何朝代的囤墾或移民不同的是，這群移民者是被迫來到中國最南邊的這個海島，並且渾然不知他們永遠不能回家。

　　1949 年 12 月 7 日，國民政府將行政院由四川成都市遷往台灣台北。這是最後一個由大陸撤退的政府單位。這個動作正式宣告了大陸棄守。從民國三十六年起陸續來台的所謂「外省人」，在這一年年底，達到了百萬之譜。這個數字，包含了隨政府來台的六十萬官兵，公教人員，以及這一大群人的眷屬。另外極少數，不到百分之一的平民人口，多半是來台經商，工作，或來台遊歷，卻在 1949 年末，發現故鄉正式對自己關上了大門，許多人不及告別，便永久與親人分離。

　　這一群渡海來到台灣的人，被稱為「外省人」。雖然其間也不乏帶著金條遷台的，但多數是軍公教人員，俱都身無長物，吃住都是問題。幸運的人被安置在台灣各地臨時搭建的房舍，配不到住處的人就只好自己設法。我母親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她十九歲，挺著大肚子，借住在新竹鄉下的農家，晚上就打開軍方發放的行軍床，睡在屋外。

　　母親在南京長大，幾乎不曾經歷過農村生活，這時候在陌生的環境裡，周圍全是陌生人，講的是她聽不懂的語言，而我父親那時還不知是死是活。她當時的懼怕與缺乏安全感，應當也是多數那個年代來台的「外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母親算幸運的，隔年她生下了我，父親也隨著最後一波部隊的撤退來到台灣。軍眷多數跟著部隊走。我的父親和母親，可能在軍隊移防時呆過台灣的不同鄉鎮，之後，落腳在台南。

　　暫時安定下來的這群「外省人」，又生了一大群「小外省人」。男孩多數叫「台生」，女孩多數叫「台鳳」。這群日漸增生的人口，一直流離散居在軍隊駐紮地的外圍，或者是學校，或者是寺廟，甚至自行在空地搭建棚屋暫時容身。一九五六年，蔣宋美齡發起「軍眷籌建住宅計畫」，她指示婦聯會向民間籌款建築眷舍。六個月裡募到了六千萬台幣，以當時饅頭一毛錢兩個的物價來估算，可謂巨款。這筆錢一共蓋了四千棟眷舍。落成後全數捐贈國防部，由軍方統籌分配。

　　這個計畫持續十年，到一九六七年第十期工程結束的時候，一共建成三萬八千一百棟眷舍，分佈在十一個縣市。這裡的「棟」指的是一整排房子。通常一棟會有十來戶。粗估一下，算房屋單位，大約四十萬戶上下。近年的統計，全省的眷村一共有八百八十八個。可能在一九六七年之後，便不再有新建的眷村。但是眷村會自行「增生」，每家每戶，只要有能力，就會加蓋，延伸自己的前後院，或者在平房上加蓋小樓。眷村在後期，幾乎完全脫離原本規劃的統一和規則的「原型」，成為奇妙的建築型態。而不可思議的是，全省的眷村，「變形」之後依舊非常相像。這麼一大群不同省籍不同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情的人，被放置在一塊，共同生活多年之後，居然也就有了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審美觀，相同的人生態度。不能不說，群居的影響力可能超過血緣，超過種族。

　　眷村興建的目的是臨時安置，不考慮長遠。最初的建材只是灰泥和木頭，我記得小時候常常在牆上挖洞，每次被罰站面壁，就會對著牆挖洞，指頭摳摳就可以挖出來。不過後來改建成磚牆，就沒辦法了。眷村多半是一家挨一家，大有可能每一家都有洞。群居生活，偷窺是生活內容之一。幾乎到處都有神秘的洞，公共廁所裡，幼稚園圍牆，兩家隔間的牆。平常就明目張膽的用紙頭塞住，偷窺完了，那位「神秘眼」的主子也會敬業的把紙頭再塞回去。那些在洞眼裡微微露出的紙角，既帶有刺激性，也帶有暗示性，或成為某種識別記號。

　　眷村無論規模，形式都非常相像。可能只有軍種之別。父親是陸軍，我們住的是陸軍眷村。所有的房子都漆白灰，木頭牆柱露在外頭，外牆也一樣，不過木頭會漆成綠色，陸軍綠。眷村裡唯一的色調，就是這種清鮮的草綠色。以及刺目的鮮紅，多半是漆在大門上。全都是平房。一律長方形，一間間緊鄰，同棟的住戶共用前後院。後來為了劃分地盤，有人用竹籬笆跟隔壁戶劃分界線，之後大家學樣，一一用竹籬笆來做圍牆。「竹籬笆」也就成為眷村的代號，提起「竹籬笆」，人人知道談的是眷村。竹籬笆牆的象徵性比功能大，因為多數不高，兩隔壁站在籬笆前對話。只要稍抬下巴，就可以面對面。籬笆牆不密實，沒什麼隱私可言，真要看什麼，透過竹籬隙縫，照樣看的清清楚楚。

　　這是早期眷村模樣。後來大家經濟情況較好，家家戶戶開始裝修，給自己修紅磚圍牆，還有紅色木頭門。景況特別好的人家，則給紅磚加刷灰色水泥，多半比鄰舍的牆要高，牆頭上還插碎玻璃。早期眷村裡房舍分配並不以階級為唯一標準，也考量眷屬人口的多少。理論上從分派的眷舍大小是看不出階級的。然而法令歸法令，人性是另一回事。那大體一樣的眷村房舍，到後來，按照戶長賺錢能力的高低，依舊分出了階級。

　　所有眷村的基本配備也都一樣，無論規模大小。一定有個大門，這「大門」其實沒有門，只是兩個一公尺高的長方水泥柱，分列兩旁。上面寫村名和落成日期。一條大路就從村子大門直接通往村內，從村子的正中央切過。大路旁，靠近大門附近，有兩大主要設施，一個是村長辦公室，前面有個大廣場。另外就是幼稚園，幼稚園有軍方聘請的老師來教學齡前的孩子，說是上學，其實是托兒。當時的軍眷婦女要忙的事還滿多。我記得小時候我媽常常到幼稚園去，跟一大堆鄰居媽媽們圍坐著勾髮網，好像還縫些什麼。幼稚園因為有操場，學校裡還有禮堂，眷村媽媽們時常在幼稚園活動。後來天主教進入眷村，幼稚園的禮堂又兼做了禮拜堂。

　　眷村是很奇怪的環境。村裡的人來自四面八方。村子裡充斥各種省籍的鄉音。國民黨來台，第一件事便是統一語言，學校裡要講國語。許多台灣土生土長的孩子都吃過這種虧，因為不會講「國語」。事實上，我們外省孩子真正佔到優勢的人也不多。我父親是四川人，在家裡聽慣了四川話，初入學時，老師說的話我聽不懂，我說的話老師也不大懂。眷村裡的「國語」其實不標準，各種省分的口音都雜了一點。我認為眷村裡是日久天長之後發展出了一種融合大江南北的腔調，以北京話為基礎，但是加入了一些各地方言裡獨有的俚語。眷村的「腔調」是學不來的，一開口，同樣來自眷村的人立刻會分辨。眷村的人也有相同的氣息，甚至相同的相貌，如同某種基因密碼，只有同類的人才能分辨。

　　眷村某種程度是封閉環境。每個眷村都自成一國，只與其他的眷村來往。眷村子民的生活版圖就是從這個眷村到那個眷村。整個台灣省，似乎其他的地方不存在。我們多數生於台灣成長於台灣，求學時跟台灣人同學，但是早期的眷村孩子，多數不會講台語。要直到第三代，台語才進入眷村，成為鄉音之外的第二種語言。會這樣，跟許多眷村第二代娶的是本省老婆有關，也跟外省人的沒落有關。許多人在社會基層討生活，必須要使用庶民語言。

　　眷村是軍方的附屬單位。只是管制不那樣嚴格。我小時候，村子大門口還會站衛兵。聽說別村不是這樣。可能是因為我們村子裡有大官，炮兵學校校長的官舍也在村子裡。孩子們上學，軍方有交通車接送，隨車還指派士官長管束孩子。每個月兩次發放油鹽米麵糧食配給，也是軍方大卡車開進村裡來。生了病，是去醫護所讓軍醫診治，連娛樂也是軍方包辦，文康人員會來村子里拉起白布放電影。有時藝工隊到軍區演話劇。我們可以跟著父母親到軍營裡去看。每年炮兵學校校慶，開放軍區，我們就跑去看那些大炮，坦克車什麼的，在軍營裡跑來跑去，還有人發點心給我們。

　　因為副食配給照人口發放，孩子越多，配給就越多。副食卷如果用不完，還可以折現。可能是這個原因，眷村裡的孩子家家都生得多。我們村裡有生到十三個的。家裡空間不夠大，大人就趕孩子到屋子外頭玩。在眷村裡，只要是玩，不愁找不到人，我們玩的遊戲一大堆，官兵抓小偷，騎馬打戰，跳房子，玩彈珠……整個眷村就像最儉樸的遊樂園。

　　眷村每一家的格局都差不多，生活習慣也差不多。我們對別人家就像自己家一樣熟悉。我們玩捉迷藏，會直接躲到別人家裡去，藏在床底下，或躲在簾幕後頭。大概也看到些不該看的事體，不過小孩不懂那些，似乎對於我們的心理也沒什麼不良影響。

　　後來看到一篇寫眷村童年的小說，作者小時候跟朋友常玩的遊戲是到鄰居家「串門子」。這串門子不是形容，完全是具體行為。一群孩子會從這一家前門進去，後門出來，再繞到另一家，同樣的，前門進去後門出來。每一家的景象大同小異。大人要不是在打麻將，要不是在睡覺。他們這樣「遊行」的時候，大人如果正忙，多半懶得搭理。我自己沒幹過這種事，不過想必在我們村子裡也是行得通的。

　　眷村的個人經驗，都不免會成為共同經驗。1983 年，侯孝賢朱天文編劇，陳坤厚導演的「小畢的故事」，描寫的是眷村的叛逆少年小畢，成天跟壞朋友到處找人打架，砍砍殺殺。最後氣得母親自殺。死了母親之後，悔改的小畢去念軍校，成為一個好人。1985 年，導演李佑寧拍了「竹籬笆外的春天」，鍾楚紅和費翔主演。鍾楚紅演一個眷村女孩，漂亮，愛玩。跟小飛官戀愛，懷了他的孩子，結果小飛官卻摔飛機死了。她最後跑到台北成了「 Bar Girl 」，在那個年代，是差不多等同妓女的行業。

　　「小畢」與鍾楚紅飾演的那個角色，在眷村裡非常典型，幾乎每個眷村，不分軍種不分南北，至少都會出一個。小畢這類的男孩，叫做「太保」，鍾楚紅飾演的那種女孩，叫做「太妹」，這兩個稱謂就代表了所有的不成材的孩子。而太保如果沒在未成年前被殺死的話，救贖之道是上軍校。太妹的下場是陪酒賣笑，這也是事實，不光是電影編的。

　　眷村裡的外省第二代，分流到兩個方向，一種是極為優秀，一種則極為頑劣。優秀的孩子，父母親多半管教甚嚴，除了上學就是回家。念到了大學畢業就出國留學。早年台灣大環境不佳，軍人的生活困苦，薪資極低。然而竟培養出那樣多的留學生，想來不可思議。

　　好孩子出了國很少回流。眷村的繼承者結果便是那些當年沒念好書的孩子。他們或者「力爭上游」，加入了黑道。或者安於平凡，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眷村逐漸成為社會邊緣人的聚集之地，所有被社會拋棄或鄙視的人，原住民，老兵，貧民，無業遊民；近幾年是外勞，外籍新娘，這些人隱藏在眷村的紅磚牆間，被忽略，也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