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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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正義的代價 / 范立達

　　多年前，在學校上刑事訴訟法第一堂課時，教授走進教室，劈頭就問我們一句：「對於正義的追求，應不應該設有極限？」

　　「這是什麼問題啊？」同學們議論紛紛。

　　年輕的學子們，怎麼會容許存在「有限的正義」？我們之所以來念法律，不就是為了追求終極的公平與正義嗎？如果正義能打折，還能叫正義嗎？

　　但在一片竊竊私語中，教授接著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段文字：「國家機關不得以不擇手段、不問是非、不計代價的方法發現真實。」在「不擇手段、不問是非、不計代價」這十二個字下面，教授又用粉筆狠狠的劃上兩道粗線。

　　發現真實，才能實現正義，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但如果對於真實的發現必須設限，不能以「不擇手段、不問是非、不計代價」的方法取得，正義又怎麼能夠實現？

　　這麼多年來，這十二個字一直縈繞我心頭，這個問題也常常讓我困惑不已。但等到自己的年紀愈大，遇過的事情愈多，我就愈發能夠體會，當年教授主張的「有限的正義」，的確有其道理。

　　從法律的體系來看，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由的保障、刑事訴訟法對刑求的禁止、對非法取得證據的排除、對被告緘默權的行使，都有明文規定，而這些條文的存在，無一不是對於真實的發現、正義的追求，設下重重關卡。再者，一事不再理的法理原則、告訴權、追訴權、行刑權的時效規定，也無異說明，任何的正義追求，最終，都會有個極限。

　　制度這樣設計，應不應該？

　　史考特．杜羅的這本《原罪》，恰好給我們一次思考的機會。

　　一件發生在二十六年前的命案，被控殺害女友迪妲的凶嫌凱斯，也在案發後透過認罪協商，入獄服刑二十五年。但在他服刑期滿出獄時，只因為他的雙胞胎兄弟保羅打算競選公職，死者的哥哥赫爾卻嚥不下這口氣，在媒體上刊出廣告，指控保羅與他妹妹的死亡不無關係。保羅為此只得向法院提起誹謗告訴，而這卻正中赫爾下懷，因為，保羅為了要證明赫爾涉及誹謗，就必須先證明自己與迪妲的命案無關，而這也讓赫爾再一次取得了徹查命案的機會……

　　這樣的故事結構，剛好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法律問題：認罪協商制度的存在，是好還是壞？

　　從訴訟經濟的角度來看，一件刑案發生後，有人願意承認犯罪，省去了冗長的庭審、辯論、上訴等程序，讓案件早日定讞，不見得壞。但從罪刑相當的角度分析，認罪協商的結果，往往是妥協後的產物。被告不會無罪，但也不會以最重的罪名、罪刑入罪。所以，追求終極正義的人，或許很難接受這種「和稀泥」式的結果。但是，不接受認罪協商，卻有可能在纏訟多時後，面臨被告被判無罪的風險。這是追求終極正義者所想要面對的結局嗎？

　　認罪協商制度，得到的正義，是打折的正義，看似對被害的這方不公平。但對被告而言，就一定佔了便宜嗎？倒也不一定。

　　以本書的案例而言，凱斯之所以同意認罪，有他不得不然的理由。那是一種損害控制的手段，也是一種降低風險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其實，美國很多刑事案件的結果也是如此。接受認罪協商的被告事實上是清白的，但因為所有不利的證據都指向他，律師在評估風險後認為，他們找不到更強而有力的證據去推翻檢察官的指控，所以才勸被告接受協商，免得最終還得坐上更長更久的冤獄。由此說來，認罪協商制度，對被告也不見得一定有利。

　　說到底，認罪協商的制度，雖然能有效的讓一件刑事案件迅速落幕，但「發現真實、追求正義」的理想，在這個程序中，卻完全被犧牲了。

　　那麼，能把認罪協商制度的存在，看成一種只是為了疏解訟源而不得不然的必要之惡？除此之外，認罪協商制度真的一無是處？

　　似乎也不盡然。

　　在本書中，作者史考特．杜羅設制出這套別出心裁的翻案手段，讓死者的哥哥得以重起爐灶，再一次追查、檢視妹妹的死因。但最終挖掘出來的真相，是不是每個人都感滿意、都願接受、都能面對？真相如果醜陋不堪，如果只會傷害更多的人，那些堅持徹查到底的人，最後會不會悔不當初？

　　其實，所有學法的人，都應該思考一個法哲學問題：「什麼是正義？」

　　按理說，不能發現真實，就不能實現正義。但誰又能判斷，什麼才是真實？如果連真實與否都不能確定，實現的正義，又怎麼能認為是真正的正義？

　　曾經有幾位從事審判工作的資深法官這麼告訴我：「真實，只有上帝才知道！」「審判，是人在從事上帝的工作！」「因為我們是人，不是神，所以我們會犯錯，我們永遠不能保證自己的判決不會有錯誤！」但能用這麼謙虛的心態從事審判工作者，卻是少之又少。畢竟，能看清楚自己極限的人，終究不多。

　　美國某部電視影集中，一位法官這麼說：「我們並不追求正義，我們只遵守法律。」事實上，在一場由審、檢、辯構成的三面訴訟環境中，每一方的角色只要嚴守自己的分際，攻防的結果由法官判斷後，就是一個正確的判決。它不一定能發現真實，實現真正的正義，但那樣的結果，或許也是某種程度的正義實現。

　　換句話說，因為參與訴訟的每一方都不是神，無人能為一場審判作出最正確的裁決，因此，每一方都只其能盡其所能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讓最後的結果逼近真實、逼近正義。這，就是有限的正義。

　　台灣出版業這幾年的發展非常蓬勃，各種類型的翻譯小說也一一推出，但很可惜的是，法律小說或法庭小說在台灣的市佔率仍然偏低，能夠在讀完後讓人反思再三的，更是少之又少。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的作品，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水準，但近年來已少引進，除此之外，要找到一部內容扎實又引人入勝的重量級法律小說，似乎不易。不過，這回讀者終於有新的選擇，可以試試看史考特．杜羅的作品了。其實，在此之前，史考特．杜羅已有兩本著作被譯成中文，分別是《無罪的罪人》、《我無罪》，都非常精彩，而這本《原罪》，其故事的鋪陳，劇情的安排、人物的刻劃，較前述兩部作品，還更加鮮明。直到書末，當真相終於浮現時，或許你會和我一樣，驚訝得忘了放下書本。

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