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風景：穿越幸福峰巒與苦難幽谷，用科學找尋人類幸福的線索

　　阿爾巴尼亞人有個仇殺的古老傳統叫「卡努恩」：如果一名男子犯下凶殺，受害者家族就能殺掉他的任一名男性親戚作為報復。阿爾巴尼亞人在道德上是錯的嗎？他們的價值觀不如我們的嗎？美國仍有二十一州准許學校體罰，幾十萬兒童每年蒙受這種暴力，而支持論點是：造物主告訴我們孩子不打不成器。道德是否有絕對的答案？科學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作者試圖論證，價值觀（關於意義、道德、生命的更大目的）的問題其實就是關於有意識動物的幸福的問題。

　　價值觀可以轉譯成科學上可理解的事實：關於正面與負面的社會情感、報復式衝動、法律及社會制度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快樂與痛苦的神經生理學。其中最重要的事實注定超越文化，就如同生理與精神健康方面的事實：癌症在新幾內亞高地還是癌症；霍亂還是霍亂；精神分裂還是精神分裂。由此可知，悲憫仍是悲憫，幸福仍是幸福。一旦有人承認壞生活與好生活的差別跟人腦的運作、人類的行為及世界的狀態有關，那麼他就承認道德問題的答案有對有錯。

　　「道德風景」是一個假設的空間，存在真實後果與潛在後果，高峰對應於潛在幸福的頂點，幽谷則對應於最深的苦難。我們隨時都在道德風景中攀爬、匍匐、跛躓、顛仆。我們將落入道德風景的哪一部分？科學中或許有人類幸福的線索。如果價值觀可以衡量，那麼要攀越高峰，抑或跌落深谷，就掌握在我們手中。這本書從腦神經學、道德哲學的角度，大膽試論這個可能性。未來，科學不應只描述人們以「道德」之名從事的行為；科學應當告訴我們該如何盡可能過最好的生活。

作者簡介

山姆．哈里斯 Sam Harris

　　神經科學家，著有《紐約時報》暢銷書《信仰的終結》（The End of Faith，【美國】筆會非小說類得獎著作）和《致一基督教國度書》（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文章曾刊於《新聞周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泰晤士報》（倫敦）、《波士頓環球報》、《大西洋月刊》、《神經學年鑑》、《外交政策》及其他許多刊物。擁有史丹佛大學的哲學學位和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為理智工程（Project Reason）的共同創始人與董事長。個人網站：www.samharris.org。

譯者簡介

于嘉雲

　　筆耕業者，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人類學系博士課程修了。曾譯書多種，含《當代文化人類學》（與張恭啟、陳其南合譯）、《南海舡人》、《共同體的基礎理論》、《我類》、《文化與道德》、《家元》…等等。

導論：道德風景

阿爾巴尼亞人有個仇殺的古老傳統叫作卡努恩（Kanun）：如果一名男子犯下兇殺罪行，受害者家族就能殺掉他的任何一名男性親戚做為報復。一名少年如果不幸是兇手的兒子或兄弟，那他就得晝夜躲藏，放棄正當教育、適當的醫療保健、以及正常生活的樂趣。甚至到現在，還有數不清的阿爾巴尼亞男子與少年在家裏過著囚徒般的生活。①我們能說阿爾巴尼亞人用這種方式來建構社會在道德上是錯的嗎？其血債血償的傳統是一種邪惡的形式嗎？他們的價值觀比我們的低劣嗎？

大多數人無法想見科學能夠有效提出這類問題—更別說解答了。我們怎能從科學事實的角度宣稱一種生活方式比另一種更好或更道德呢？「好」或「道德」的定義該由誰來界定呢？雖然現在有許多科學家正在研究道德的演化，以及其基底的神經生物學，但他們研究的目的不過是要描述人類如何思考與行為；沒有人期待科學能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與行為。對於人類價值的爭議，科學其實是避而不談的，沒有任何「官方」意見。②

然而，我將論證價值觀—亦即意義、道德及生命之更大目的—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有意識生物的安康（well-being）問題。因此，價值觀轉換成能在科學上理解的事實：關於正面與負面的社會情感、報復性的衝動、具體法律及社會制度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快樂與痛苦的神經生理學等等。這些事實中最重要者注定會超越文化—就像關於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事實那樣。癌症在新幾內亞高地還是癌症；霍亂還是霍亂；精神分裂還是精神分裂；同樣地，我將進一步論證悲憫（compassion）仍是悲憫，安康仍是安康。③而且，如果人們在如何興旺發達上有重要的文化差異的話—例如用相互抵觸但產生同等成效的方式來養育快樂、聰明、有創造力的孩子—這些差異也必定端賴人類頭腦組織的事實。因此，原則上，我們能在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的脈絡中解說文化界定我們的方式。我們在大腦的層次對自己瞭解越多，就更能明瞭關於人類價值問題的答案有對有錯。

當然，我們必須面對若干對於道德真理地位的古老歧見：自宗教擷取世界觀的人一般相信道德真理存在，只是因為上帝將之注入現實架構當中；至於缺乏信仰的人，則往往認為「善」與「惡」的看法一定是演化壓力和文化發明的產物。對於前者，一旦說到「道德真理」（moral truth），必將援引上帝；對於後者，則不過是表達我們一些猿猴般的衝動、文化偏見、和哲學困惑罷了。我的目的是想說服讀者，論辯兩造都錯了。本書之宗旨乃試圖開啟一段關於道德真理如何能在科學脈絡中理解的對話。

儘管我在本書所做的論證勢必引起爭議，它卻是寄託於一個非常簡單的前提：人類安康完全建構於世界中的事件以及人腦的狀態。因之，一定有關於它的「科學真理」（scientific truths）待知。對於這些真理更詳細的理解，將會迫使我們對社會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清楚的區別，判斷某些方式更好或更壞，更忠於事實與否，以及更合乎倫理與否。顯然，這種洞識能幫我們改進人類生活的品質—由此終結學術性的辯論，展開攸關數以百萬計人們生活的選擇。

我的意思並不是我們保證能透過科學解決每個道德爭議。意見的分歧還會繼續存在—但意見會越來越受制於事實。而且重要的是，明瞭我們無能解答一個問題，不代表該問題沒有答案。到底有多少人在過去六十秒鐘內被蚊子叮了呢？這些人當中有幾個會得瘧疾呢？有多少人會因而死亡？在所涉及的技術挑戰底下，沒有科學團隊能回應這種問題。然而我們知道它們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簡單的數字而已。因為沒有能力搜集到所有相關資料，就迫使我們必須同等尊重所有意見嗎？當然不是。同樣的，我們可能無法解決特定道德兩難的事實，並不代表所有對此產生之爭論性回應都同等有效。在我的經驗中，把實務上無解誤以為原則上無解是道德混淆的一大根源。

例如：美國有二十一州仍准許學校體罰。在這些地方，即便老師拿木板把孩子打得腫起一大塊瘀青乃至破皮，依然合法。數以幾十萬計的兒童每年蒙受這種暴力，幾乎全發生在南方。可想而知，合理化這種行為的根據明顯出自於宗教：因為造物主自己告訴我們孩子不打不成器（箴言十三：二四、二十：三十、二三：一三～一四）。然而，我們如果真的關心人類安康，並且用提升安康的方式來對待孩子，我們就可能懷疑要小男孩、小女孩以受痛、受驚、在公眾前受辱來做為鼓勵其認知與情緒發展的手段是否明智。這個問題是有答案的，對此有任何懷疑的空間嗎？尋求正確之道是重要的，對此有任何需要質疑的地方嗎？其實，所有研究都指出體罰是災難性的做法，會導致更多暴力和社會病態—而且，很乖僻的，導致了對體罰更多的支持。④

但更深的要點在於，無論我們知道答案與否，這種問題毋庸置疑，一定有答案。而且，絕對不是簡單地用尊重別人的「傳統」，同意彼此存有歧見，就可搪塞過去。為什麼科學將越來越能斷定這種問題呢？因為人們所給予之分歧的解答—以及伴隨而來在人際關係、心理狀態、暴力行動與法律糾葛等等的後果—都在我們的腦子裏、別人的腦子裏、以及整個世界中造成差異。我希望顯示當談到價值觀時，我們其實談的是一個事實相互依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