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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德國已經轉大人,台灣仍是憤怒不安的青少年?──專訪林育立《歐洲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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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簡子鑫)《歐洲的心臟》作者、自由記者林育立(攝影/簡子鑫)


從1998年開始旅居德國,擔任過駐德代表處的新聞編譯、十年駐德記者,林育立自認是「比較了解德國的台灣人」,但他最討厭的一句話也是「德國好棒棒」。「我們總是在說德國行,為什麼台灣不行?但我們不知道別人怎麼做到的,所以必須爬梳歷史、找出脈絡與背後條件。當我們總是羨慕德國能源政策,也不能忽視台德之間科技水準、環境條件、環保意識的差異。

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

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

憑藉著十年採訪累積的厚實資料與社會觀察,林育立以德國崛起、發展綠能、實踐轉型正義為題,寫成《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他帶著無法卸下的台灣視角,尋找台灣人感興趣的議題——他採訪洛伊納石化園區時想著高雄後勁,在柏林圍牆紀念園區想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透過自己的文字,他希望讓台灣讀者對德國「更有感」,看出重要政策背後的決策原因。

很多人喜歡比較德國與台灣的戰後處境,東西德自1949年分裂、1990年兩德統一,東德威權統治40年;台灣1949年宣布戒嚴、1987年解嚴,歷經38年。但在林育立眼中,相較於德國,有西德的執政與法治經驗拉著東德前進,解嚴後的台灣其實更接近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的處境,威權時代的執政黨依舊活躍,轉型正義也難以落實。

況且德國直到2017年仍在處理轉型正義,德國人認為轉型正義不是二分法,曾在情治單位工作不代表就是壞人,關鍵在於是否能誠實面對過去,而不是要讓誰永不翻身。所以當1990年剛統一,社會上出現「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全面銷毀檔案或是加密30年等意見時,東德民運人士立刻闖入史塔西(功能類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絕食抗議加上國際輿論壓力,成功讓德國國會通過《史塔西檔案法》,成立史塔西檔案局,運作至今超過25年,超過300萬人調閱自己的案底。

為了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每個人只可調閱自己的檔案,也可以看到昔日加害的特工、線民名字,他們相信,唯有讓加害者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才能釐清。這些檔案解禁,讓扎實的學術研究陸續出版,社會逐漸釐清謠言與真相,如同史塔西局長楊恩說的:「弄清楚過去,往往就能解決現在的衝突。

回到台灣,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即便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依舊無法實踐,「造成社會分裂、無法放下仇恨」的批評聲四起。林育立認為,台灣人對於轉型正義的期待同樣是釐清真相,或許是厭倦了媒體各有立場的偏頗報導,加上各種指責與陰謀論,誤導某些人以為轉型正義等同「清算」。「但德國人不提清算,他們從1990年開始清查黨產、對共黨高層進行司法追訴、公開檔案,他們花了幾十年塑造出一種社會氣氛,加害者也願意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那就是真相的一部分。

做為記者,林育立也很想知道宋楚瑜邵玉銘這些曾在威權時代經歷轉型關鍵的政治人物,當年如何管控媒體?「會不會很多台灣現在的問題其實根源於威權時代?這些關鍵人物如果願意說出真相,也是為台灣後代留下重要資產。

在轉型正義上,台灣起步得晚,但德國也非一帆風順,只是在20多年努力後,轉型正義的追尋已到了下一階段──利用追回的黨產成立基金會,贊助相關展覽、演講、座談會、紀錄片、出版計畫與網路平台,讓下一代對這段歷史繼續保持興趣,不再犯同樣的錯,「就算某些人談到過去只記得個人的美好回憶,也要記得『獨裁也有陽光,但不是人人都照得到』。」林育立說,人必須看清楚過去,才能知道未來要往哪裡走。

(攝影/簡子鑫)(攝影/簡子鑫)


林育立習慣將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後的德國,稱為新德國,那是一個終於脫離二戰戰勝國控制的正常國家,再花上20多年「轉大人」,找回自信、意識並承擔起某些責任;而1987年解嚴後的台灣,卻像是無法掙脫困境的青少年,憤怒、不安、缺乏信心,「我想這與考試文化有關,德國高中上課方式以討論為主,考試沒有是非選擇題,就像他們實踐轉型正義,每個人都能用不同的角度詮釋;台灣教育仍執著於標準答案,無法接受多元結果,這讓我們總是困在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如果我承認你對,就代表我錯的僵局。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最大能源集團 E.ON總裁泰森(Johannes Teyssen)能從核電的捍衛者,變身成全國最大綠電公司的老闆,他對媒體表示:「全世界都在變,以前我一直相信,核電和燃煤發電對社會來說成本最低,現在我不確定了,就讓客戶來決定。」這位歐洲最大電力公司的負責人,也不敢說自己的能源策略絕對正確。

這間傳統的電力公司和台電一樣,也面臨全球暖化與核廢料疑慮問題,使其決定轉型的思考正是『觀念的轉型』,傳統電力談的是穩定供電,再生能源關心的是積少成多與動態平衡。」林育立認為,德國可說是全球能源發展的實驗室,繳了不少學費,也走了很多冤枉路,台灣能否從中學習、找到自己的路,是未來能源政策發展的重點。

當然,德國能源轉型的過程也有陣痛期,但讓世人訝異的是,德國全民對改變的想像與接納之廣。林育立在書中特別以梅克爾從政歷史的篇章來詳述,因為梅克爾不僅是2005年後帶領德國前進的動力,也是當代德國人的形象表徵,「想像一下,柏林圍牆倒了,原本的世界崩壞了,國家從地圖上消失,然後出現了一個新國家,每個人都必須適應新社會,其中有些人就踏上了人生轉捩期,例如梅克爾。」

學者出身、率領政黨自谷底翻身、而後奪回政權,梅克爾執政初期其實曾被批評以拖待變,造成政策延宕。但十年過去,眾人逐漸發現她堅持的核心價值始終一致。2009年,梅克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提到「圍牆、鐵絲網和格殺勿論的命令,曾讓我與自由世界隔絕」,也不斷提及自由的力量及過往東德生活如何影響自己執政的堅持。

林育立認為,此時英國脫歐、難民危機、川普當選,全世界秩序重組,梅克爾成了一種穩定的力量與價值,「她的親身經歷,讓自己深信人類不該因膚色、種族、信仰有所區別,鼓勵德國人不要對既有的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因為『活在恐懼的社會沒有未來』。我不知道梅克爾能否堅持難民政策,但這就是德國人的未來願景。」如果連圍牆都能推倒,敵對國家可以合一,沒有什麼分歧不能化解。

(攝影/簡子鑫)(攝影/簡子鑫)


林育立特別引述了兩段精彩的演說,一是德國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2017年當選新任總統的感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我們一樣,從戰爭走到和平,從分裂走向和解,從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狂熱回到理性的政治……我們德國人能將這些經驗貢獻給這個變得動盪不安的世界。

另一段則是前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終戰40周年紀念的演說:「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年輕人)冷靜面對歷史真相,不能有偏頗,也不該訴諸烏托邦式的教條和道德優越感。」當時魏茨澤克提出德國人應該面對歷史,引起軒然大波與反對,但日後這場演說,成了德國落實轉型正義的基礎,回憶讓他們對抗了遺忘,並真正釋懷,如同2016年再版的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新面貌加上了學者注釋,成了理解希特勒思想的重要史料,解構過往的爭議論點,這讓21世紀德國人有了重新面對、認識希特勒的管道。

兩千頁由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我的奮鬥》評注版,上下兩冊近兩千頁(圖片來源/ RT.com)


花了近20年去認識一個國家,林育立對德國也有幾點不適應,例如德國人愛抱怨,大眾運輸晚了幾分鐘就會被投訴;此外,對「不確定」有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所以即便人人都說德國核電廠是全世界最安全,但反核運動也最激烈,「德國人對不確定的事容易不安,也許這與戰爭背景有關;但他們最大的優點是『貫徹』,一旦經過深思熟慮就會貫徹到底,不易受他人影響,這跟教育有關,父母不主動建議孩子該做什麼,但希望孩子發掘自身優點和興趣,家庭與學校能協助的,就是讓每個人『成為他自己』,相信每個人有無限可能,且一定做得到。」德國正是這樣改變自己,一躍成為歐洲的心臟。


  延伸閱讀  
1. 溫柔的復仇,超現實的綻放——專訪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斯
2. 故事不只有受難者,也包括加害者、旁觀者和島上每個人──專訪「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黃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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