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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界人生

【譯界人生】尋找歷史洪流中那些「被消失」的譯者們——賴慈芸《翻譯偵探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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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汪正翔)(攝影/汪正翔)


假若有機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在英國文學書區、存有《咆哮山莊》歷年版本的那一櫃,其中一本由遠景在1978年出版、沒有標註譯者的《咆哮山莊》,裡頭可能還黏著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這是羅塞(譯)的《魂歸離恨天》」。


便利貼是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多年前留下的。無論是《魂歸離恨天》或《咆哮山莊》,其實都是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小說《Wuthering Heights》,只是羅塞、梁實秋兩位譯者給了不同的譯法。而因梁實秋名氣大過羅塞,或者說,羅塞這個譯者的名字幾乎不曾出現過,於是1978年到1983年間,那些沒有標註譯者的《咆哮山莊》,也都在不明究理的情形下,被理解為梁的譯作。整座山莊在某些時期成了梁皮羅骨,像泡麵廣告一樣包裝與內容不符。

自1949年戒嚴時期以來,台灣出版界基於政治因素,舉凡出自中國譯者之手的譯作,諸如《魯賓遜漂流記》《茵夢湖》《茶花女》《湖濱散記》……譯者姓名無不張冠李戴、偷樑換柱。有捏造假名來掛是一回事,更多譯者直接被「本社編輯部」替之,甚或版權頁上連譯者欄都沒編列,彷彿這些外國作品在引入台灣時自動吃了翻譯吐司。

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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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被不存在」的譯者,只要與中國有關,不論身分知名與否,幾乎人人受害。例如與梁實秋同為名家的林語堂,不僅名字掛不上自己的譯作,還被別人拿去用,甚至被收進故居裡的紀念圖書館裡,遭遇比梁實秋還荒謬。而像羅塞這樣心血被淹沒、篡改甚至掩蓋的譯者,更是所在多有。「不是一個兩個或十個二十個,是好幾百個。」這群一度不見天日的譯者,在化身「翻譯偵探」的賴慈芸奔走細究之下,終在數十年後的《翻譯偵探事務所》中,得以浮出水面、重返譯界行列。

賴慈芸習慣將追尋譯者的過程說是「查案」,查案的源頭,起自就讀輔大翻譯所時期。「當時疑惑為什麼只有中國翻譯史,沒有台灣翻譯史?」教授拋來一句:要不你們去寫吧。「結果發現,要寫台灣翻譯史,第一個碰上的就是嚴重的譯本抄襲問題。」這才知道,原來台灣翻譯史這個題目不是沒人要寫,而是之前的人都在這個關卡上鎩羽而歸。「抄襲,就是一筆爛帳在那裡。」除了曠日廢時,不確定能做出什麼成果,要發表成學術研究也不一定可行,很多人就放棄了。

唯賴慈芸選擇留在這堆爛帳裡。「為什麼想做?興趣吧。所有的翻譯書都有譯者,但為什麼我們這麼多『譯者不詳』,這不是很可笑嗎?」她提及有份論文統計了台灣戒嚴時期譯者譯作數量,譯者不詳的書竟占了四成。譯者們哪裡去了?出版社拿了書就印,也沒簽版權、付版稅,沒人管嗎?賴慈芸翻起一本民國55年10月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這是一切的源頭。」

(攝影/汪正翔)


警備總司令部於民國55年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是禁書的源頭(攝影/汪正翔)


簡愛》《綠野仙蹤》《格列佛遊記》《少年維特的煩惱》……全都在查禁之列,理由都是違反戒嚴法第二條第三款,屬「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目錄中多部經典文學譯本出自名家之手,然無論是傅雷郭沫若曹禺李霽野……只要人與中國有一丁點關係,所譯的書一律查禁。

禁到最後,什麼書都沒得讀了。「1946到1949年間,台灣的書百分之九十來自中國。這些中文書在戒嚴時劃入匪書,全部禁掉;日本時代留下的日文書則被視為奴化語言,同樣不能再讀;當時的台灣人又才剛開始接受國語(北京話)教育,很多作者原本都用日文寫作,中文程度還跟小學生差不多,怎麼可能馬上會寫?

既有的中文書、日文書不准讀,台灣作者的書又還無法產出。眼見閱讀發生斷層,政府就下了個掩耳盜鈴之策。

「政府做的是兩手政策。一方面頒布《戒嚴法》查禁書籍,有書禁到沒書;隨之內政部又頒一道法令:附匪陷匪者,若是民國38年以前的著作,查證無虞且有參考價值的,經改名或塗蓋出版,就可以放行。」

政府大開方便之門的結果,就是出版社拿到書、改個名或蓋了名,印好就賣,反正無論作者、譯者要嘛天高皇帝遠,要嘛查無此人,不需對誰負責。一時之間,歌德狄更斯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各國文學名家,不遠千里來到島嶼齊聚,縱使有些印刷品質不佳,或缺漏之事時常發生,然那的確成了出版與閱讀的某種盛世──只是譯者幾乎全消失了。準確點說,是「被」消失了。

我覺得這批中國譯者是天底下最倒楣的一群人。」他們約莫生在20世紀初,年輕時意氣風發留學海外,49年面臨台灣中國二選一,卻怎麼選都是慘。「留在中國,文革期間幾乎無一倖免;來到台灣,少數幸運兒像梁實秋變成人人尊敬的大師,多數都被政府管得死死。」人在兩地失去生命或自由,譯作也落不到好下場。「他們的譯作在中國文革時一樣被毀;流到台灣,名字被塗改掉。等於人和書都沒有留住。」

(攝影/汪正翔)(攝影/汪正翔)


在這個政府領頭的合法共犯結構裡,一群人口袋滿了,一群人學養開了,另一群人則不見了。「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事實。我們並不是要責怪誰,也不是要替誰討回什麼公道,因為那些該討公道的中國譯者們,幾乎都不在了。

既然如此,費心苦追這段譯界的黑歷史,意義是什麼?「最重要的是讓讀者意識到:譯者也是人。過去的合法偷盜,致使譯者長期受到忽略,翻譯專業不僅不被尊重,也得不到該有的社會地位。

更嚴重的遺害則發生在學界。「國家圖書館的書目錯誤非常嚴重,很多碩士論文也跟著錯。」例如,有一篇碩士論文以性別角度討論譯者的決定,其中列入一本掛著女譯者名的《傲慢與偏見》,事實上譯者是男的。「又或是圖書館系根據書目登記的資料做了很多量化統計,但都是在假資料上做無用的研究。」學界需求的基礎資料滿是謬誤,後面跟進者全都傻傻地做了白工。「要做出版史、翻譯史根本是處處地雷。台灣太不重視事實的查核了。」賴慈芸感嘆道。

「我還看過某位香港學者寫文抨擊梁實秋《咆哮山莊》譯得差,說他讀了梁在1978年和1983年的兩個譯本,認為前者比後者好──我心想:不是啊,不是啊,我有寫紙條啊,那不是梁實秋譯的啊。你去翻一下,就在香港中大圖書館啊。」賴慈芸不由得發出呼喊,「我真的好想潛入各大圖書館,把所有譯者的名字都補上去啊!

(攝影/汪正翔)(攝影/汪正翔)


  延伸閱讀  
1. 賴慈芸:經典為什麼要重譯?從「咆哮山莊」到「嘯風山莊」

  賴慈芸作品與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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