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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攝影,文字才能進入那些無法重現的回憶──專訪攝影家長島有里枝《背影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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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佩芸)


該如何形容長島有里枝呢?當一個女性,創作與女性和家族相關的題材,我們很容易有個刻板的印象,讓我們說出:她是一位攝影界的女性名人,開創女性自我認同與家族寫真的先驅,或是其他直接從「女性」派生的標籤,譬如細膩、私密與內心。但是在採訪過程中,這些印象卻慢慢地剝除,或者根本不會盤踞在心中。

背影的記憶

背影的記憶

《背影的記憶》是一部關於童年記憶的散文集,書中描述了記憶中的父親、母親、外公、外婆與舅舅等人。雖然回憶是個人的,但是讀者卻很容易從中引發同感,一方面是因為作者的語氣總是清淡,讀者也因此自然地經受了一段回憶,不會意識到作者的身影。另一方面,長島有里枝彷彿在書寫一個家族的普遍原型,一個(日本)女性在童年時期所共有的原初經驗,在這個意義上,這又像是一種「原風景」(げんふうけい)的概念,只是運用在文學之中。

長島有里枝解釋,「我一開始就是以家族作為攝影的對象。其實是因為我很想了解『家族』這樣一個型態(system),而我的家人自然而然就成為了素材,日後我的創作也朝這個方向。但結婚之後因為有了家庭,沒辦法又帶小孩又要拍攝,所以只好依靠寫作的方式來繼續關注這個題材。而且相較於攝影,文字才能進入那些無法重現的回憶。」長島有里枝特別談到了有關外婆的回憶,「外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她出生於群馬縣的鄉下,在當時她念到高中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但她很快就走入家庭,很多想做的事都沒辦法做。所以我心中有個想法,外婆無法做的事就由我來做吧。特別是我看到外婆拍的照片,質量都很好,我不免想,為什麼我能成為專業攝影師而外婆卻無法呢?這可能是時代對於女性的限制,我替外婆感到很惋惜。現在我所做的事,很多都是想做給外婆看的。」此處,家族的關注已不只是一種研究上的興趣,也是自我再發現的過程。

(攝影/陳佩芸)


但是與其他我們所熟悉的家族書寫相較,作者並非從成年的觀點,重新發現記憶深處糾結的情感,並尋求某種療癒。譬如在楊索《惡之幸福》,我們可以看到成年的楊索在書寫過程中,修補了與家人的關係,好像在說一切終究會過去的,看似為惡的事,最終也在時序歷程中成了幸福;但《背影的記憶》不像這樣,長島有里枝說,「雖然我也有一種與家人情感上的糾葛,但寫這本書時希望是以小孩的眼光來看待一切。譬如有些話長大之後可能會覺得充滿惡意,但事實上小孩當時是無法理解的。我想要用十歲的眼光,盡可能沒有任何主觀的情緒或判斷、像照片一樣去書寫我的家族成員。」如果,記憶是以類似照片的形式存在於腦袋之中,那這本書就宛如一個過去重新顯影的過程。

而作爲一個攝影作者,長島有里枝深知照片無法捕捉客觀的真實。「雖然寫真有一個『真』字,可是我不相信有『純真的眼光』這件事。一旦攝影師做出選擇,譬如選擇對象、選擇背景,那就不會是完全天真的。就算是設定定時拍攝,那時候也有對象跟地點的選擇。固然照相器材本身會有一種獨立於人之外的屬性,譬如鏡頭的效果或器械的性能,但終究是透過人來使用的。」

(攝影/陳佩芸)


此處有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攝影無法客觀,那像照片一樣去書寫過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首先,長島有里枝並不認為這本書的文字是客觀的,是如實的記述了家族,「這本書是介於小說與散文的文體。採用這種方式的原因是,記憶不總是正確的,像有時為了要讓某個場景與另一個場景銜接起來,可是回憶又遺失了,就可能杜撰中間的部分。又有的時候,會把一些不好意思給別人看的刻意隱藏,把想給別人看見的部分特別說出來。」這種「不真實」的結果,也可能由於讀者的「誤取」,她認為,「照片與文字都無法完全真實。譬如我的照片都拍攝一些愉快的畫面,而家人的憂愁是無法顯現的;文字更為複雜,我書寫的都是十歲以前的記憶,對我來說那是快樂的,可是看的人卻可能被勾起很多憂傷的情緒。」因此出乎意料地,運用「照相式」的態度來書寫的並不會更加真實,而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我弟弟來看這本書,他一定會說這不是真的。」長島有里枝笑說。

(攝影/陳佩芸)


這看似弔詭的結論,或許要從攝影與文學的差異來進一步解釋。她說,「拍照會讓人只注視某一個點,譬如關注拍攝的行為,或觀景窗之內的世界,而觀看照片的人,也只會注意到那個被拍攝的對象,或那個對象的某一個容貌,可是事實上旁邊或許還有很多人,被攝者也還有很多表情。所以,攝影很容易讓人忽略『整體事實』。寫文章就某個程度上是相反的,我必須回想整個片段,但是其中又會有很多錯置,譬如把記憶中七歲的場景跟三歲的場景混同。換言之,文學是有時間性的,而攝影卻是只有一個點。這也是照片可以直接證明存在,文字卻無法如此篤定的原因。」長島有里枝沒有直接回答像「照相式的書寫」與真實關係的問題,但從她的語氣似乎隱隱暗示著,如果不可能全然的真實,那保留各種不確定性,或許也是一種接近真實的方法。所謂「照相式的書寫」,並非直接引用過去,而是截取意識之流中的某個片段,客觀地呈現當時的主觀。

訪談過程中,長島有里枝與她的文字一樣,都語調輕柔未見強烈的情緒,但是當她看到當天的攝影師,她非常興奮地說,「很開心有女性的攝影師。」那就像是找到某種同伴一樣,讓我們重新意識到長島有里枝的女性創作者身分,然而這樣的反應並非出於一種女性群體的認同,事實上她對此是有所保留的。她說,「1993年我拍了家族的裸體寫真,之後也出現了不少女性攝影家,後來在日本就有了一個『女子攝影』這個類別。大概是因為日本攝影界在此之前都是以男性為主,所以當時那些男性攝影師對於她們所做的事,也只能以『女子攝影』這樣的觀點來評價吧。我後來研究所的論文,就是在處理這件事。」

或許,長島有里枝對於「確定」這件事始終有所疑慮,記憶如此,藝術與人生亦是。最後,問她對攝影與家族的看法,她停頓了許久後說,「我不知道家族對我來說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攝影對我來說是什麼?如果我知道,我就不會一直創作了。」這令人想起藝術家陳順築,家族對他而言也彷彿一個陌生之物,所以他終其一生不斷地凝視它;但是最終長島有里枝對家族的印象沒有如此森然,她說,「我曾經有一度想拋棄家族、攝影甚至回憶,可是現在的我滿懷感激。」

(攝影/陳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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