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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讀同志文學史

【週二|台灣同志文學簡史】紀大偉:小明雄《中國同性愛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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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專欄

台灣同志文學作品常常被挪用。挪用之一,是文學作品被當作史料或八卦軼事來用;挪用之二,是被當作中國的作品來用。如果被當成中國的史料來用,否想台灣也否想文學,就是雙重的挪用了。

孽子
孽子
白先勇小說的遭遇最為典型。在1990年代之前,各種史料所記載的台灣同志身影有限;對舊日台灣同志有興趣的人,自然會轉向白先勇的1960年代短篇小說和1980年代的《孽子》,藉此認識1960、1970年代的歷史。這是第一種挪用之例。文學被當作史料固然有其方便之處,但有兩種風險值得留意:(1) 文學不講真話,小說尤尚虛構;如果將文學當做事實的忠誠反映,就像是聽從GPS衛星導航而把車開進美麗灣工地(2) 如果只是將文學當作跳向歷史的跳板,那麼就只是將文學視為「手段」而非目的,而這種功利取向的挪用終究會侷限對於文學的理解:如果你只把文學文本當作資訊的DM,那麼就算再豐富多義的文本落在你手中也只會淪為單薄的DM而已。

各國人士常常在架構「中國同性戀史」的時候,向台灣文學「借菜」。這是第二種挪用。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毛澤東日正當中,除了零星軼聞,中國幾無同志史料或同志文學可言。為了解釋或彌補(彌補在此的意思就是「避免解釋」)這一大段的空白,寫史人就將白先勇作品等等納入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內。這種方便之計,在中國、香港、歐美的同志研究文章是慣用的寫作策略。不過,這種方便策略在暫時維持了一個「中國同性戀史並無中斷」的假相之外,一方面仍然懸置了中國同性戀史中斷的問題:為甚麼中國國內的同性戀史中斷了?是否並非真的中斷,而有地下的文本可尋?又,就算是中斷又何妨,為何要借用台灣的文學發展來為中國補缺?

而另一方面,這種策略也是功利取向地將白先勇作品等等的台灣文學當作女媧補天的石頭:如果你只把台灣文學當作補充中國空白的零件,那麼就算再立體多元的台灣同志文學場域,在你眼中也只會被簡化為扁平的零件而已。

中國同性愛史錄
中國同性愛史錄
香港作家小明雄的奇書《中國同性愛史錄》就是一個例子。「小明雄」拼音為「Xiaomingxiong」,英文署名為「Samshasha」,版權頁上寫「Ng Siuming」(似指「吳小明」);他在書中自稱不用父親的性,藉此反抗父權的異性戀家庭體制。1997年6月「粉紅三角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同性愛史錄──增訂版》厚達555頁,是類似大部頭書的先驅(中國國內近來出版了多種大部頭的中國同性戀史)「粉紅三角」(Rosa Winkel)顯然是獨立出版社,名號來自納粹德國強制同性戀者佩戴的粉紅三角形(如今已成為常見的同性戀平權符號),可推知小明雄及其友朋對於同志人權運動的掛念。《史錄》其實早在1984年推出初版,早在1979年就開始動筆。

小明雄動念要寫《史錄》的契機,原來是殖民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交鋒:1968年,英國統治的香港政府提出「同性愛合法化」,但大部份在港華人反對——在港華人認為「中國本來就沒有同性戀;同性戀是邪惡西方傳到中國的」:屬於壓迫者的英方要讓同性戀合法,但處於被壓迫的華人拒絕讓同性戀解禁華人對英國進行的後殖民、反殖民行動,卻進一步強化了同志在香港的困境。小明雄寫《史錄》,是要証明中國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同性愛存在──他同時挑戰了前面對戰的兩方,一方面對在港華人說「中國本來就有同性戀」,另一方面也對英方說中國的同性愛文化博大精深,尤甚西方。

小明雄的奮戰精神卻讓他堅持了三種「本質論」的實體:(1)中國,(2)以英國為首的西方,(3)同性愛。「本質論」這個詞在台灣學界通行了二十年,是指「強調事物內部均質一致」的保守態度;「男生要有男生樣,女生要有女生樣」、「男廁是藍色的,女廁是粉紅的」等等就是常見的本質論範例。如果有人偏要讓男生選粉紅、讓女孩像男生,本質論的支持者就要荒亂了。雖然不時指出三種實體中的小小例外,小明雄強調「中國」(或是,站在香港所想像的大中國)和「英國」(小明雄一再將英國等同於西方)是處處對立的,而且「同性愛」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這三者各是鐵板一塊的。也因此,「中國」同志和「英國」同志的相似處(同樣在乎被原生家庭排擠、同樣拘謹卻又好色),以及古今同性愛的相異處(白先勇所寫的新公園眾生,和中國諸多皇帝的斷袖之愛,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就是小明雄按下不表的騷動細節。

《中國同性愛史錄》封底
《中國同性愛史錄》封底書影
(提供/紀大偉)
小明雄為了弘揚國威,便將中國的同性愛史從周朝、春秋戰國一路順時序細數到「近代」,其中「近代」(1911-)包括了民國初年的軍閥男風、文革期間的中國(的軼聞)、「七十年代的台灣:『在我們的王國裡』」,以及香港。在這本555頁左右的巨著中,近300頁的篇幅都在鋪陳這部未曾中斷的史詩。300頁之中,「台灣」的篇幅占不到一頁(此書在這300頁之外,另有兩頁半談及白先勇小說,多引用中國學者的詮釋)。小明雄寫,「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他幾部小說《孽子》、《在我們的王國裡》,都很坦白的介紹了台灣同性愛圈子中的生活」。他這句話一方面明示他沒有細讀白先勇的書--「在我們的王國裡」隸屬於《孽子》之內,而不是《孽子》之外的另一部書;另一方面暗示了他將小說挪用為風土人情的介紹──這是本人先前提及的第一種挪用。他並宣稱,「在七十年代同性愛文化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台灣,到了現在已經蓬勃茁壯長成起來,台灣在同性愛文化的發展,可以作為台灣海峽彼岸同性愛文化和社群發展的借鏡了!」這是第二種挪用:借用台灣,成全「中國」的完整。少了台灣,中國的1970年代該如何解釋?

不能否認,小明雄是個用心、用功的性情中人。據他自稱,早在1979年他就以「第三世界同性愛者」的亞裔代表進入白宮(卡特時任美國總統)討論同志人權。在此回想小明雄及其貢獻的筆記可能不敬,卻可能更貼近他不願息事寧人的個性。





 

膜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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