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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是什麼讓「Gay」與「女人」既共感又共恥?──讀《脫北者.男同志》與《82年生的金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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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南韓首爾地鐵江南站發生了一件殺人案,34歲的男性加害者在地鐵附近廁所隨機以刺刀捅死一名23歲女性。調查犯案動機時,嫌犯供稱:「我經常受到女性們的無視,再也難以忍受,所以才犯罪。」這樣的「女性嫌惡」犯罪宣言引起軒然大波。同年8月,一位電玩遊戲女配音員在推特發布一張「女孩們不需要王子(Girls Do Not Need A PRINCE)」的T恤照(T恤是女權團體為籌措訴訟資金而做),卻被玩家們認為此舉是在引發仇恨,而丟了工作;電玩業者也告誡女性員工不得訂閱、發送女權相關言論。然後是10月,電視編劇作家趙南柱出版了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在政治、娛樂、藝文各界引發回響,更在銷售及創作獎項屢獲肯定。這些「非常」事件對照小說中寫實的「日常」,有如「奇景」與「微觀」的互補;而小說裡構造的人生細節,也與南韓社會轉型並行發展。


南韓線上遊戲女配音員因一張女權T恤照被撻伐,還丟掉工作。


沒有人生來就是「金智英」,而是慢慢變成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南韓女性的一生總在被提醒自己是次於、依附於男性的。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就從日常細節切入,比如身分證字號(男性是1、女性是2開頭)、學號編排(決定領餐、出發、報告順序),還有從父姓(戶主制),都決定了「男士優先」。這種隱性的先後配置,暗示了:男性是社會的領頭羊、女性主管比例持續偏低、男性薪資普遍高於女性。

書中提及的「大醬女」、「泡菜女」、「媽蟲」等詞彙,都是資源競爭與分配失衡下出現的性別歧視字眼。「大醬女」、「泡菜女」把女人貶為只重物質、依賴男性、沒有思考能力的愛慕虛榮者──這是把將女性視為「消費力群體」,卻在職場、家庭結構將女性排除在「經濟主力」之外;「媽蟲」則暗諷有小孩的母親整日無所事事,過著靠老公的生活──這是把家務、教養工作強加於女性身上,卻把家務勞動排除在公共領域外,對「性別分工失衡」眼不見為淨。

但這些男性中心的社會建構,總有女性參與、共謀的幽微面向。金智英不斷回想母親的各種人生經驗,並繼承了母親的自我性別規範,認為女人就該為父親、兄弟犧牲;她所崇拜的公司前輩(金恩實組長)是一位以工作為重的女強人,經常加班、週末工作、出差,她雖翻轉了「女性=弱者」的印象,卻無形中造成其他女同事的壓力。這些都是兩性平等權益的議題,然而更深層影響女性成長經驗的,是無所不在的「性威脅」

透過金智英(及其身邊女性)的成長經驗,我們看到「性威脅」如何在各種公共領域壓抑女性的性自主。從學齡到為人母,女性一生所遇到的各層級、身分、年紀的男性,都能透過既有社會關係與制度,有意無意地對她們施展性騷擾,比如學校的儀容檢查,讓男老師(藉由所謂「愛的小手」)隨意碰觸女同學身體,性徵愈明顯的女孩愈容易受到騷擾。也因這些表面「正當」的性羞辱,彼時「這些女同學內心深處早已逐漸累積對男人的恐懼和幻滅,但她們都還未察覺。

讓女人在「性」上感覺羞恥,使她們即便成了性騷擾、性侵犯的受害者,卻總是被檢討的對象;她們互相協助的方式,只能對彼此說一句「不是妳的錯,這世上有更多的好男人」。不過,如同女人也是父權社會的參與者,所謂「好男人」,也難自外於這細密羅織的歧視結構。

金智英的丈夫鄭代賢在小說中就是個「好男人」,他誠懇地對金智英說:「不要想妳會失去什麼,要想妳會得到什麼」、「我會『幫』妳」、「我做著我喜歡的事,卻害妳不能做妳喜歡的事……」等體貼話語,但金智英仍無法獲得實質的解脫──這些「好男人」修辭,就像社會轉型後的各種「政治正確」話術。

藉由小說,趙南柱記錄了金智英成長的1980到2000年南韓社會與政策的轉型──1999年制定《男女差別禁止法》、2001成立「女性部」、2008年廢除違憲的「戶主制」,以及其他女性勞動條件的改善。不過,仍有多數金智英(們)無法享受相關權利,2009年不到50%的女性使用育嬰假,2014年還有1/5的女性因結婚生子辭職。甚至小說結尾,替金智英看診的精神科男醫師,在面對自家診所聘僱的優秀女醫師因懷孕提出離職時,心中卻想者:「所以不論是多麼有能力、表現優秀的人,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帶來這些困擾。我決定,下一個人一定要找未婚單身的才行。」 趙南柱就讓小說停在這個難堪的窘境。

上述這些限於「男女、兩性」二元觀點的立法措施,都不足以根除複雜的歧視結構。因為歧視絕不只表現在「性別」上,還必須與障礙、年齡、種族、學歷、病歷、出身地、性傾向、僱用形態等被列入聯合國《反歧視法》保護的項目來一併觀察。2006年起,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即提案制定《反歧視法》(韓文直譯為:差別禁止法 ),但立法的討論卻在近年針對「性傾向」一條出現了反對力量,這也將《82年生的金智英》《脫北者.男同志》兩書的主角聯繫在一起。


「脫北Gay」與「從北Gay」:性/政治他者的連帶關係

脫北者,男同志

脫北者,男同志

2013年,南韓保守宗教團體為了不讓「性傾向」列入《反歧視法》,新造了「從北Gay」(종북게이)這個詞,指控性少數者、支持性少數團體的議員是「親北、親共」人士,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2015年4月3日,基督教團體更在《朝鮮日報》刊登全版廣告,指稱已在首爾舉辦超過15年的「韓國酷兒文化節」是宣傳「共產性文化」、「鼓勵同性戀」,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進而抵制活動舉辦。保守團體沒有明說的是,所謂的「共產性文化」其實挑戰了資本主義父權體制下嚴格的「性別角色」和「男女分工」──保守政治、宗教團體正是仰賴這些來維持其權力結構,才會以國家安全之名,將履行性別分工視為是對國家忠誠,不嚴守就是危害社會。


南韓反同團體在《朝鮮日報》刊登全版廣告,抵制首爾的「韓國酷兒文化節」(圖片來源 / mediatoday

 

《82年生的金智英》也寫到,1990年代末,反對廢除「戶主制」者的理由是:「將來的孩子會宛如禽獸、不知自己的父母兄弟是誰,國家將亡」。然而,幾乎同一時間,脫北者張英進在韓國出版的自傳《脫北者.男同志》(韓文原書名為《紅色領帶》。2015年4月27日出版),其「脫北Gay」的身分,讓反同團體的論述出現了尷尬的反證:正因為北韓也嚴守異性戀家庭結構、性別角色,甚至抹除同性戀等性少數的存在,所以張英進才決定逃出北韓。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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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對台灣(與英語世界)讀者來說,張英進的自傳與其他脫北者暢銷書(如朴研美《為了活下去》李晛瑞《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十分不同,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脫北者.男同志》是少數直接以韓文出版,而非先透過英語世界的出版商面世;二、有別於女性脫北者的經歷,以男性身分在北韓生活的記述,補充了北韓兵役制度文化、男性社會關係連帶、父系家族體系等面向;三、或許是因為以韓文出版而有所斟酌,書中少了朴研美、李晛瑞皆詳細著墨的、到了南韓後須經過「統一院」「國情院」的調查與輔導;四、張英進成長時期的北韓(1970-80年代)和他抵達南韓的時間(1997年),正是南北韓經濟相繼衰退的時期,這些社會轉型對處在「雙重邊緣」的個人衝擊,似乎被收攏在內心情感世界裡而未開展;五、最重要的是,張英進「脫北」的動機,不同於大部分脫北者訴求的人權、自由與基本生存條件,而是為了追求「性自主」而逃離那慾望的荒原。

當然,張英進凸顯了「性」也該被視為人權、自由與基本生存條件,一如他觀察到「性傾向」、「性少數」在南韓也備受壓迫,也曾因自己的性向受到欺侮。具體的差異是,一到南韓隔年,他就在雜誌上得到同性戀相關資訊,並「覺得自己的世界到此刻才突然變得豁然開朗」,即便他有著「脫北者+性少數」的雙重邊緣身分,生活也不寬裕,還因接受媒體採訪意外「被出櫃」,他仍受過去脫北的強烈動機驅使,樂觀地「打算今後不要再繼續流淚」。

女人與同志:「性」的共恥結構

這兩本作品在書寫形式上有著極有趣的對照: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道出社會實態,自傳《脫北者.男同志》卻有如虛構人生。兩書的結尾方式,更弔詭地展現了:刻畫真實的小說卻繞進死胡同;如虛構般的人生還能望見出口。

對此刻閱讀兩書的台灣讀者來說,兩部作品都巧妙反映了邊緣群體被壓迫的共同處境在女人與同志身上,映照的更是「性」的共恥結構──她/他們總是因為「性」而權利受損,或被視為異端;相反的,在男性權力者身上,即使是犯罪的性也會被視為展現男子氣概的勳章。凸顯這個「性」的共恥結構,更能清楚看見女人、性弱勢者依舊在社會中面臨的歧視,並無法在單一社會結構中處理。

2016年南韓所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事件,或許是《82年生的金智英》暢銷反應的背景,卻也帶來反面的抗拒──江南地鐵案掀起的討論,不只「厭女」、「仇女」,社會還出現了「精神病嫌惡」傾向,更引發「女性沙文」、「女權法西斯」這樣的對立;「女孩們不需要王子」的結果,是設計出更暴力、更荒謬的獵殺女性角色電玩,將實體生活中的謀殺暴力肆無忌憚地複製到虛擬時空。《脫北者.男同志》的出版同時搭上國際政治議題(近年脫北者著述在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南北統一論的熱潮此刻也衝上高峰),亦間接回應南韓社會內部的衝突(種族、政治、性的人權問題)。

這兩本書適時出現,不應該被理解為特定事件的衍伸或解釋,而是更廣泛的社會共感、共謀的記錄,而這正是文字作品的重要之處。


作者簡介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所博士,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破報》執行主編,時報文化出版社編輯。研究與工作期間曾多次執行東亞人權議題研究,包含訪問南韓性權組織、流亡藏人、脫北者等。目前進行的研究主題為東亞冷戰地緣政治與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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