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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被大自然和黑道威脅過的人,用30年紀錄台灣環境──專訪《我們的島》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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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每個人看事情的時間尺度不同,有些人花幾小時關注,有些人需要幾天慢慢了解,有人以三個月或半年時間長期追蹤,柯金源則是以10年為基本單位,他拍攝談農地危機的《黑》、空氣污染的《空襲警報》,探討紅毛猩猩保育問題的《天堂路》《擺盪》花了10年,追蹤鯨鯊的《餘生.共游》超過10年,紀錄台灣海洋環境變遷的《海》則是20年……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柯金源對時間長度的觀點與感受與一般人不同,5年、10年對他來說都還嫌短,要追蹤環境變遷,他認為至少要投入20年,「你看六輕好了,1987年計畫建廠,1993年開始建廠,1998年試營運,到了2010年,台灣社會才意識到它的工安問題與環境影響。」重要環境議題的年份表,他早已倒背如流,而多年來累積的20萬張照片、數十萬字的報導精華,已集結出版成《我們的島》一書,500多頁的篇幅,猶如台灣環境變遷30年總覽的紙上紀錄片。

書中亦收錄他在1977年於彰化伸港老家附近圳溝所拍下的照片,那時讀高中的他打工賺錢,為自己買下一台陽春傻瓜相機。17歲的柯金源當然不知道,往後40年自己會全心投入環保議題拍攝,而這條圳溝也成了年年拍攝的紀錄點,當年的他更無法想像,未來某天資訊傳播方式能夠突破平面圖文、在彈指間藉由網路跨越國際放送。


1977年的伸港灌溉水圳就是一條小河(左上),1997年被污染後只能抓到紅蟲(右上)
1999年水圳被電鍍廢水污染(左下),2005年水圳平時用來灌溉稻田(右下)


2010年的伸港灌溉水圳被廢棄物污染(攝影/ 柯金源   提供 / 衛城出版)

80年代開始以攝影為業的他,進入《財訊》雜誌擔任攝影記者,他很快感受到若無足夠的文字輔佐,單靠圖像說故事難以完整,開始要求自己學習書寫,以文圖並陳方式報導議題;90年代,有線電視進入台灣,超視在1995年開播,他嗅到動態影像的傳播威力,主動學習電子攝影,向主管毛遂自薦企劃節目;2000年,台灣第一個全數位化的電子報《明日報》創立,當多數媒體人還在觀望,柯金源又意識到媒體平台第三波轉變到來,網路媒體勢必為未來趨勢,他也跟著開站寫部落格、玩Flickr;2008年臉書遊戲「開心農場」帶起種菜熱,他默默開了帳號學著玩;現在,他也玩強調閱讀社群的Medium、圖片社群Instagram。

40年來,柯金源四次轉化自己的工作模式,他的目標很單純,只為讓自己拍攝的照片、影片達到最高傳播效益,「我不斷思考、觀察社會的閱讀習慣、平台使用如何變化,從純美學到報導攝影,從平面到電子,從網站平台到社群網路。現在問題是社群過於小眾,同溫層厚,所以我有五、六個社群,聽到臉書都是老人在用,年輕人改用IG,我就趕快去申請,先了解社群的運作型態,你才能有效利用。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不管紀錄工具與平台如何變化,他最初的心願就是環境議題能受到全民關注,努力了20年,終於在「國光石化案」實現。柯金源仍記得,2011年環保團體為了國光石化開發案在總統府前靜坐抗議,前總統馬英九終於宣布「不會支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縣繼續進行」,他激動得幾乎落淚,「那一刻真的覺得不可思議,竟然成功了,國光石化案是從村長到地方首長、從下到上都支持的開發案,要喊停非常困難。」他將這個案子視為台灣20年來環境教育與環境運動的總結,環境優先的價值觀終於成為普世價值。

他也觀察到,接下來的六、七年,台灣環保路線進入混沌期,曾在國光石化案並肩合作的NGO組織各自回到原先的崗位,彼此關心的領域或重疊或衝突,但在塵埃落定前,難以評論,「問題就出在價值觀的選擇。」他認為,如果國人要維持目前的生活模式,認為累積財富的價值觀勝於優質的生活環境,一切就會產生矛盾,除非能先體會到自己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到底為何,回推追溯台灣需要的產業與能源,有所取捨,「這是台灣要面對的『斷捨離』。」

他所做的文字與影像紀錄,提供的是思辨的素材、選擇的憑據。他說,「就算看起來是狗吠火車,進展緩慢,或是未必有用,但只要去做就會有希望啊,埋下幼苗就有茁壯的可能。台南市龍崎牛埔『月世界』被開挖,讓人生氣挫折,但也埋下了火苗,有累積才有爆發,每件事一定有自己的能量。

柯金源常說自己是「鄉下來的」,因為孑然一身,遇到問題只能靠自己,為了走這條路,他逼自己不懂的就學,不會的就當挑戰,「很多領域對我來說不只陌生,還有很高的專業門檻,例如登高山或潛水攝影,但我如果要做,就會做到自己能達到的極致。至於器材操作、表現內涵、詮釋方式更是幾十年來漫長的學習與實踐過程。

一般藝術家或新聞工作者,光要攀越高山或潛入深海,空間限制就是極大考驗,訓練過程必承受肉體之苦,柯金源卻自嘲,因為出身農家,他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吃苦、不怕苦,「一旦害怕你就不能突破限制,克服恐懼。

那恐懼包括:生命受到威脅、個人體力耐力的限制、大自然的威力。某次他在喜馬拉雅山脈海拔五千多公尺拍攝,出現高原反應,「我心想,都到這裡了,沒有完成拍攝計畫就沒意思了,那種用生命賭下去的態勢就出來了。」有人說過程比結果更重要,柯金源搖搖頭,「對攝影師來說,拍到滿意的成果絕對最重要!


人為造成的恐懼亦然,他不怕被黑道打或放話威脅「小心點」,他唯一恐懼的,是自己的報導讓受訪者被威脅或受傷,尤其環境議題大多牽涉利益,他一心想將發言權交給當地人,卻讓他們暴露在危險中,「我們到了現場,會看到黑道就在附近站崗埋伏,誰受訪、帶我們去拍攝,都無法隱藏。我們在明,黑道在暗。」好幾次受訪者因此受傷住院,讓柯金源受到很大的衝擊。他不認為報導結束就是完成任務,總是不斷回訪,盡量持續協助,「這是責任、是壓力,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不會有負擔。但總有我無法立即給予協助的時候,情感和道德上難免自責。

全台灣幾乎各處都有柯金源的田野調查點,每年一定要前往紀錄的就有30多處,淡水河口南岸、彰化伸港、六輕、台南七股曾文溪口、高雄旗津、台東大武和美麗灣、花蓮秀姑巒溪口、東北角海岸、新中橫沿線……他隨身必備攝影器材,一趟出門就是繞來繞去,利用工作加排休,一口氣連拍四天到一週。

他沒有休息日,因為他不曾覺得自己是在工作,對他來說,攝影即生活,攝影亦是休閒,「『上班』只是我跟外界溝通的一種說法,唯一讓我覺得自己是『上班族』的時候,是必須在辦公室和行政人員溝通出差的瑣事……」而他也從單人作業到現在與公視「我們的島」團隊互相支援合作,並培養對環境議題有熱情的新世代。



(攝影/陳佩芸)


做這行要有熱情,價值觀清楚,能忍受寂寞跟貧窮,若是想賺錢累積財富,我會勸他早點離開。」柯金源說,最困難的還是對家的虧欠,尤其對父母、伴侶和孩子的照顧,「我很幸運有兄姐體諒,擔起照顧父母的責任。」孩子還小時,柯金源常以「爸爸帶你們出去玩」為由,帶著孩子跑田野,拚命拍照,「拍到後來,我小孩看到垃圾就會說:爸爸你趕快去拍!」他苦笑嘆了口氣,「現在最小的孩子也要大學畢業了,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全心陪伴孩子。」幸好二、三十歲的子女都理解媒體工作狀況,不時與爸爸「line一下」關心問候。

柯金源今年56歲,這本《我們的島》是他人生的「中場報告」,他說這僅是台灣環境變遷的「引言」,書中點出的眾多問題,留給新世代接棒者鑽入更深的議題討論,「不管這座島嶼美麗或醜陋,喜歡與否,我們都住在這裡,我們無法不注視這裡發生的一切。

他自問,要回到40年前學習純美學攝影的起點,或許才是台灣環境不再受傷的那一日。在那之前,他還可以繼續拍,或貢獻幾十年來的田調能力當一名研究員。而當這個領域不再需要他時,他就要回家種田,還有一方未被污染的田地在彰化伸港,等著他去耕種。


(攝影/陳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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